三国争霸生死地
曹操翦除群雄、统一北方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而处于“肚脐”位置的荆州，自然成为天下谋略之士聚焦的热点。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作“隆中对”，明确提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认为只有夺取荆州，方能争霸天下。鲁肃也多次向孙权进言，称“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不过，当宏大壮阔的历史画卷变成一张古代军事a>地图时，人们或许会吃惊地发现：原来，荆州并非一座孤零零的城市，而是个幅员广袤、地形复杂的区域。具体到汉末三国时期，该区域内分布有3处战略要点，即北部的襄阳、东边的江夏和西面的夷陵。从相对位置来看，它们恰以鼎立之势，分据这个“战略大三角”的3个顶端。那么它们中间，哪一个才是最“关键”的呢？
答案就是夷陵。冷兵器时代，凡控制大江大河上游者，便天然地具备了战场优势。道理很简单，进攻一方可以建造战船顺流而下，水陆并进，从而形成势不可当的有利局面。夷陵地处长江上游、中游接合部，素称“川鄂咽喉”“三峡门户”。由此向西，可经略巴蜀；向北可进击宜城、襄阳、南阳一线，虎视中原；向东，则能直捣荆州腹地江陵，进而兵临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东南则能威逼武陵（今湖南常德）、长沙，真可谓“牵一点而动全局”。
孙刘联军在赤壁击退曹操后，周瑜乘胜追击。曹操退回北方，派大将曹仁断后并负责江陵防务。一番激战后，曹仁退避江陵，苦撑一年多后被迫全线撤退，将江陵拱手让出。而刘备则趁孙曹缠斗之际，轻易攻取了荆州的江南4郡（武陵、零陵、桂阳、长沙）。随着孙权出于共同抗曹的需要，将刚夺得的以江陵为中心的南郡南部也“借”给刘备，当时共有8郡的荆州被一分为三：曹操收缩到北边的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刘备控制荆州西南部近5郡之地，孙权则据有荆州东南部的江夏郡，“三足鼎立”局面雏形已现。
三国后期，蜀汉先亡，曹魏随之亦为晋取代。三足鼎立变为晋吴对峙，夷陵也成了晋吴争夺的前沿。272年，吴国西陵督步阐率众降晋，名将陆抗立即率大军奔赴西陵平叛。西晋急令各路兵马驰援步阐。其中，车骑将军羊祜率部直捣江陵以分吴军之势，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荆州刺史杨肇率步军东西对进杀向夷陵。如此夹击之局，对吴国相当不利，吴军众将担心江陵有失，力劝陆抗从西陵回撤。陆抗却力排众议，不为敌佯动招数所迷惑，集中兵力在西陵城外“围点打援”，很快夺回西陵，斩步阐，使吴国转危为安。
梦断之所
《三国演义》里，作家罗贯中将蜀汉人物塑造成千古英雄，将他们所执着追求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视为民族大业。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蜀汉不仅未能实现统一，反而最早灭亡。对此，学术界多认为“大意失荆州”是刘备集团由盛转衰的“祸根”，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但仍需进一步叩问：荆州因何而失？为何丢了荆州，就难以夺回？所有问题的症结，依然在夷陵。正是由于刘备集团没有足够重视夷陵防务，才导致该地在顷刻间丢失，并直接影响到荆州乃至蜀汉的前途命运。
219年，关羽自荆州北上发起樊城战役，并利用雨季洪水大败曹军“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关羽虽初战告捷，但曹仁、满宠死守樊城不退，徐晃等各路援军纷纷赶来，樊城前线顿呈胶着状态。而随着孙权“背后一刀”得手，接下来上演的便是关羽兵败身死的惨剧了。
221年，蜀汉为夺回荆州，大举伐吴。从《三国志》等史料记载看，孙刘双方投入的兵力均在5万以上，规模确实不小。此战历时也久，从221年7月打到222年8月，最后以刘备惨败告终。一地之失，不仅令“隆中对”的“荆益分进合击中原”化为空谈，甚至让蜀汉残留的半壁江山也陷入危局。而后来诸葛亮的6次北伐，不过是力不从心的“空劬劳”之举，“复兴汉室”终成一枕黄梁。后人多批评刘备夷陵之败，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在一个错误地点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殊不知，刘备拼老命要夺回夷陵，恰恰是因为他在“亡羊补牢”，只可惜最终功败垂成。
万事皆有由，盛衰岂无凭。关键时刻，一个地理节点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历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码。在三国时代，夷陵“要害”鹿死谁手，足令功业之兴衰成败初见分晓：曹魏因失夷陵而不得不承认“天下三分”，却又因孙权袭占夷陵、终置关羽于死地而避过最大的危机；孙吴因掌控夷陵而能龙盘虎踞稳居江东数十载；家底最薄的西蜀，则落得托孤白帝城、秋风五丈原。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