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研究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系统性、深刻性及其作为军事家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乃至权威的《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的专家们根本就没把周瑜列入此系列丛书分卷《中国历代军事家》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时下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诸葛亮与鲁肃所主张的“孙刘曹三分天下”、“孙刘两弱联盟以抗强曹”是建安后期最优秀的战略计划，也是符合当时天下大势的唯一上策，把周瑜所主张的“兼并巴蜀、独自抗曹”斥为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我们无法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建安十五年前后数年周瑜的军事战略路线是切实可行的。
本文将着重分析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藉此论述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和内在逻辑。
军事战略路线就是一个政权围绕着某种重大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全局性、长期性的军事行动纲要，通常表现在具体的战略计划中。而军事战略计划通常包括两个部分：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路线的制定。军事战略形势的判断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敌我军事实力的综合分析、敌方战略意图的判断、敌我战略现实处境的定位、战略机遇期或战略转折点的把握、战略形势走向的预测等等；军事战略路线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战略的根本宗旨、基本方针和实施步骤等等。军事战略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军事战略路线。
周瑜军事战略路线集中体现在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中，也包括瑜肃协和时期鲁肃的军事战略计划。不能离开鲁肃谈周瑜的军事战略路线，瑜肃军事战略路线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在孙吴内部因政策分歧而导致大臣不和的时候，作为后孙策时代的少壮派首领周瑜，同时也是孙吴建安时期两大辅臣之一，为了避免与张昭等持重派直接冲突，一度隐身，先后引荐了鲁肃、甘宁等人，充当自己在朝中的战略代言人。我们并没有看到周瑜与张昭等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张昭攻击鲁肃、甘宁以及他们的军事战略主张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可以说，瑜肃的军事战略思想在赤壁之战前是高度一致的，此时鲁肃的军事战略计策就是执行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只是在赤壁之战后，两人各自的胆识和遭遇不同导致他们的战略思想产生了重大分歧，这是瑜肃之间的悲哀，也是孙氏政权的悲哀，这是因为孙权接受鲁肃的战略计策，丧失了建安后期仅有的（兼并巴蜀）数年战略机遇期。
我们根据瑜肃军事战略思想关系的变化和周瑜军事战略思想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产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1.1第一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期（198-202年）
从建安三年周瑜东渡加入孙氏集团、辅助孙策创业开始，到建安七年曹操下责质子诏书、周瑜“母前定议”为止，这四五年时间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期。此时周瑜尚未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观念相近、志趣相投的军人集团，特别是在孙策死后，孙权母子无所取向的时候，是周瑜一人力挽狂澜，以“母前定议”的方式，矫正张昭等持重派的投降倾向，确立了孙氏政权“拒操观变以待天命”的政治军事战略路线。因此我们也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周氏孤奋时期。
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在孙策生前基本上遵照张纮的“江都建策”所规划的战略路线来开展政治军事行动的。张纮的“江都建策”提出得比较早，此时孙策无所依据，尚在江都盘桓，理应不迟于投奔袁术的兴平元年（194年）。彼时张纮建策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孙权继位之后完全不一样。当时汉帝远在关中，关东诸强割据混战，远交近攻，各有盟友，曹操即是受命袁绍，一路追击袁术到淮北，天下大势还不明朗。因此张纮觉得此时正是复兴桓文霸业的大好时机，因而替孙策构思出一个以“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为根本宗旨、先占据丹阳、次“收兵吴会”、再吞并荆楚、最后以荆扬两州为霸业根据地的军事战略路线。
“江都建策”的原文如下：
《吴历》曰：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离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如何？”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仇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
1、张氏路线的“前键”，即兴平元年前后天下形势的分析，是孙策自己概括出来的，表达的是自己图谋桓文霸业的两个理由：其一，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但是汉室福祚尚未断绝，只是中间衰微而已（“汉祚中微”），因此汉朝的纲纪可以振兴；其二，群雄起事，却“各拥众营私”，惟有先父是真心效忠汉室的，“与袁氏共破董卓”，不幸中道崩殂，壮志未竟，因此自己理应继承先君的志业。
2、张氏路线的根本宗旨:因循东周齐桓、晋文二公的足迹，“诛除群秽，匡辅汉室”，这与孙策原本表达的政治立场相吻合。
3、张氏路线的实施步骤：分两个阶段走。第一个阶段是建立以荆扬两州为版图规模的霸业根据地，这个阶段又分为三步走，先占据丹阳，次“收兵吴会”，再吞并荆楚；第二个阶段是以荆扬两州为根据地，消灭其它割据势力，迎奉汉帝，匡扶汉室。
此后几乎孙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印证了张氏战略路线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包括他未能实施的偷袭许都计划。我们知道孙策死在偷袭许都计划实施前夕，他的霸业战略最终止步于“收兵吴会”、底定江东这一阶段，余下的霸业似乎只能由周瑜辅助孙权来完成了。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孙策的政治遗嘱注定了此后孙氏政权的政策路线要经历一番波折。先看看这份政治遗嘱：（孙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
孙策对自己与孙权的器能做了一番比较，认为领兵作战，开拓疆土，“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是自己的长处，而“举贤任能”，治国理政，保守江东，是孙权的长处。他临终把政权交给了孙权，无形中也给孙氏政权定下了悲观的政策基调：凭“吴越之众，三江之固”、保守江东。据《吴历》所言，孙策死前还对辅臣张昭说过这样的话：“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不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以此后张昭等人每每以托孤老臣自居，在事关孙氏政权走向的关键时刻，反对周瑜等人的攻势战略，甚至屡有屈势投降的言论，这不能说和孙策遗嘱严重的负面影响无关。
我们知道周瑜在孙策生前是协助孙策推行张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但是孙策的政治遗嘱改变了孙氏政权发展的既定方向。由于建安五年孙策临终时，周瑜远在巴丘经略豫章地区，因而也就错过了影响孙策遗嘱的机会。另外，孙策的死所引发的属地动乱也造成了一种内部不稳、需要休养生息的错觉，加强了持重派的政策舆论基础。
到了建安六年，官渡战役已经结束，中原形势日益明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主导中原的统一大势似乎已经不可逆转。此时的孙氏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持重派张昭等人秉持保守江东、坐观成败、“不复克捷，缓步西归”的政治态度，俨然占据着朝廷舆论的主流。如何避免这种政治态度把孙氏政权最终引向投降曹操的不归之路，成为摆在周瑜面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建安七年曹操要求孙氏向汉庭出质任子的战略试探为周瑜重新确定孙氏政权的霸业路线提供了一个契机。
《江表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次攸关孙氏政权成败的重大事件：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汎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视之。”遂不送质。
如何理解曹操向孙氏下发责质任子诏书这一举动？诚如周怀宇先生所言：“质任子'，即向孙权征一名任子赴朝廷作为人质，表面上推恩孙权，本意牵制孙权，借以控制孙权”.面对曹操此举，孙氏政权内部经过一番政策大辩论，“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最后孙权母子权衡利弊，还是觉得周瑜拒送人质的计策比较符合孙氏的家族利益，于是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以“母前定议”的形式上升为孙氏政权的国策，获得了高于孙策遗嘱的政治效力。
1、提炼出一个楚人霸业的历史模式，这个历史模式是不同于张纮路线所推崇的桓文霸业模式。通过追溯历史，我们知道，桓文二公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从未要取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而楚人的霸业活动则完全不一样，楚君很早就僭越称王，曾经干过耀兵成周、问鼎轻重的事情。可以说，这两种霸业模式蕴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宗旨，这也是周瑜在对策中没有明确打出效法楚人霸业的旗帜的原因所在。而当时汉帝在曹操手中，孙氏政权又很难复制桓文霸业模式。因此他最后提出了“徐观其变”、“以待天命”的不破不立主张，这其实是一种不设明确战略宗旨的权宜之举。
2、通过楚人霸业的历史模式展示了孙氏霸业可追求的版图规模。周氏战略的版图规模略大于张氏战略，全据荆扬两州之外，还要兼并交州，“至于南海”.
3、从地理版图（扬州六郡）、民心向背（“人不思乱”）、军事力量（“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士风劲勇，所向无敌”）、经济资源（“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和交通条件（“汎舟举帆，朝发夕到”）等五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孙氏政权的战略实力或战略优势。
概括起来，“母前定议”就是构建了一条全据荆扬交三州、“徐观其变”、“以待天命”、暂时缺乏明确战略宗旨的霸业路线。它集中体现了周瑜早期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建安初期孙氏政权最为重要的政策宣言，关乎孙氏政权能否作为一个独立政治体开展宏大事业的前途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期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吸收了张纮霸业战略思想的一些内容，如其关于地理版图规模的观念，但是它的变化也不少，具体表现在：周瑜已经预感到桓文霸业难可复行，因而产生了“徐观其变”、“以待天命”的想法，这等于是对张纮效法桓文霸业的战略宗旨不置可否；此外，周瑜提炼出了一个楚人霸业模式，其楚人情结得到了全面展现，这预示着周氏霸业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知道桓文霸业和楚人霸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霸业，桓文霸业是尊重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业，而楚人霸业或多或少是挑战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业，实际上是一种准帝业。这显示了周氏军事战略思想将继续深化发展的迹象。
1.2第二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成长期（202-208年）
从建安七八年之交周瑜劝说鲁肃留在孙氏政权开始，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鲁肃回归京城为止，这六七年时间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成长期。这个阶段逐渐在孙氏政权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周瑜为领袖，以鲁肃、甘宁、吕蒙等人为骨干的军人少壮派。他们才能出众，朝气蓬勃，志同道合，锐意进取，政策立场相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是孙氏政权的实权派。在数次攸关孙氏政权发展走向的关键时刻，他们有力地驳斥了张昭等持重派或保守江东或屈势投降的论调，要求孙氏政权积极西向拓展战略空间，勇敢地支撑着孙氏政权向帝业道路上不断前进。因为这个时期周瑜是在鲁肃积极配合下实现他的军事战略路线，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又可称之为瑜肃协和时期。
我们知道，孙策死后，周瑜以中护军的身份居守吴中，与长史张昭共掌孙权将军府事，实际上是掌管孙氏政权的军政。但是周、张两位辅政大臣在关乎孙氏政权的政策重点是向外继续扩张还是向内宽赋息民的问题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而周瑜素以雅量高致、恢廓大度而闻名，难以像甘宁那样，当众与父辈张昭等人发生直接的言辞冲突，而且又很难长期凭借一己之力独支大局，因此他先后向孙权举荐了鲁肃、甘宁两人，有鲁、甘二人出面相助，故能与张昭等持重派从容周旋。可以说，这个由辅政大臣之间的政见分歧和志气差异发展到各据徒附而彼此冲突，乃是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早期的孙氏政权在周、张两人周围形成了两个各自以他们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此种状况还是晋人陆机的《辨亡论》概括得比较中肯：“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杰，则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
可以说，周瑜军人少壮派的形成对于推行和发展周氏军事战略路线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周瑜军人集团骨干鲁肃是如何配合周瑜推行和发展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从鲁肃如何进入孙氏权力核心圈开始说起。鲁肃原本是在建安三年携家带口追随周瑜东渡江东的，“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可是似乎鲁肃颇不受孙策兄弟见待，长期没能在孙氏政权中谋得个重要职位，大概很是不得意，乃至于昔日好友刘晔来信劝说他北归，他终于心动了，准备携带家眷离开吴中，这时候便有了周瑜著名的“留鲁说辞”:会祖母亡，还葬东城。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抅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
“留鲁说辞”的政治价值在于阐述了周瑜的汉祚已尽、帝业兴于东南的天命转移思想，表明了周瑜已经彻底地抛弃了张纮霸业思想的影响，也为瑜肃二人下一步构建一种新型帝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合乎正义性要求的理论根据。从这个意义说，“留鲁说辞”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建安七年的“母前定议”，很可能是在建安七八年之交。当然，“留鲁说辞”起到了吸引鲁肃投效孙氏政权的作用，但是如何让鲁肃引起孙权注意并受到重用则是关系到挽留鲁肃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周瑜和鲁肃在孙权接见鲁肃之前共同“宿构”了那份让鲁肃名垂青史的“榻上对策”.诚如周瑜所言，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而对于长期游离于孙氏政权核心圈的鲁肃而言，极需要一个高瞻远瞩而又能切中孙权心坎的高明计策，方能引起孙权的重视，从而达到进入孙氏政权核心圈的目的。因此鲁肃在进见孙权之前，是不能不做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那么这个时候也只有周瑜能够为其出谋划策。让我们再看看这份著名的“榻上对策”:
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出，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即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勦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官渡之战后，袁绍失势，群雄丧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主导北方统一大势的趋向已经日益明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曹操家族势力的扩张和官爵地位的不断提升，曹操与汉帝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董承被诛之后，曹操加紧了对汉帝的监视与控制，篡汉之势已经形成。
曹操不可卒除而汉室难可复兴，张纮的桓文式霸业路线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孙氏政权迟早会与曹操政权进行生死决战，这些已成为孙氏政权内部有识之士们的共识。因此重新确定孙氏政权的军事战略路线已经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周瑜的“留鲁说辞”和瑜肃的“榻上对策”才应运而生。
“留鲁说辞”和“榻上对策”是两份不可分割的历史文献，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战略路线。“留鲁说辞”所阐发的天命转移思想是“榻上对策”中“效法汉高”的建国模式得以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分析这两份文献的内容，周氏军事战略路线要点如下：
1、明确了新型军事战略路线的根本宗旨，提出了孙氏政权发展应该遵循的一种政治模式---“汉高创业”的建国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逻辑构成：其一是正义性来源的问题。周瑜认为，根据阴阳家先哲的理论，天命已经不再眷顾刘氏，正在转移他方，按照某种“术数”的运算方式，“推步事势”，可以发现“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结合当时的政治现状，我们认为孙权即是周瑜所认为的那位“兴于东南”、“承运代刘氏”的人。辅助孙权成就帝业，“攀龙附凤”，也就成了顺应天命的明智之举。其二是正义性的现实依据问题。瑜、肃二人认为，汉帝可以被视为楚汉战争中的义帝，曹操就是项羽，因为有曹操把持汉帝“为害”，孙权再以桓文二公扶助周天子为榜样，死心塌地地翼戴汉帝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与其坐等曹操“为害”，反受其乱，还不如抛弃老旧的桓文霸业思想，效法汉高，诛灭曹操，开创孙氏帝业。
2、以孙策霸业所取得的地理版图现状为基础，细化了新型帝业战略的实施步骤。它把孙氏帝业路线分为三个大段：先吞并荆楚、全据长江，次“建号帝王”，再图取天下；并进一步把吞并荆楚的战略步骤细化为“勦除黄祖”和“进伐刘表”两个操作环节。
3、明确意识到了要把握好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抓紧时间，赶快西征，尽早实现第一步骤的战略目标。
从“榻上对策”的内容来看，把它理解为是周瑜“母前定议”和“留鲁说辞”中所蕴含的版图观念和天命思想在新阶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或具体细化，恐怕比把它理解为鲁肃军事战略思想的横空出世，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概括起来，周瑜中期的军事战略就是构建了一条以效法“汉高创业”为根本宗旨，先“勦除黄祖”、“进伐刘表”、兼并荆楚、全据长江，再依托荆扬两州的地理版图和人口资源来建号帝王、图取天下的帝业路线。
可以说，这个阶段是瑜、肃二人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时期。鲁肃是在周瑜的劝说、举荐和筹划下，走入孙氏政权的决策圈，成为孙权的重要谋士。此时的鲁肃则成了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喉舌，特别是在曹操战胜袁绍之后，桓文之事不可复行的情况下，是他配合周瑜把“留鲁说辞”中的“天命”思想转化为一个合乎正义而又切实可行的“效法汉高”的战略计划。“留鲁说辞”和“榻上对策”是这个阶段周氏军事战略思想最完美的体现，奠定了日后孙氏建国称帝的政治思想基础。
1.3第三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成熟期（208-210年）
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鲁肃回京复命开始，到建安十五年周瑜西征巴蜀、病逝于巴丘为止，这两三年时间是周氏军事战略思想的成熟期。这段时间瑜肃二人分离。周瑜在江陵经略荆州北部，收揽了一批荆州籍的人才，如凤雏庞统，对图取天下的具体路径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由“全据荆吴以图天下”上升到“中分天下以图北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而鲁肃则留在吴中参与谋议。随着与刘备君臣的交游，鲁肃主张出借荆州，壮大刘备军势，虽然此时还残留帝业思想，但是全然没了天下思想。可以说，此时鲁肃的战略思想还停滞在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第二阶段，甚至是倒退了，因为孙氏帝业的根据地变小了，原本全据荆吴是张纮、周瑜二人都十分看重的一个战略步骤，现在根据鲁肃的建议，孙氏政权出借了荆州，等于是退缩到了江东一隅之地。由于这个阶段瑜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战略歧见，我们又可称之为瑜肃分歧时期。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周瑜率领甘宁、吕蒙、凌统等一众猛将乘胜追击，夺取了曹仁留守的荆州政治军事中心江陵城，以此为基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实际上周瑜及其孙氏政权当时只占有荆州北部二郡江夏、南郡，而江南荆州数郡则在赤壁之战后由刘备占领，有关史实的分辨请参见朱绍侯先生的《“借荆州”浅议》。
大约是在建安十四年，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一次跃进。此时，孙氏政权的地理版图已经十分可观，东拥吴越，北达江淮，西部的豫章地区和江北的江夏、南郡，已与吴中本部连成一片；而此时的刘备势力虽然占据荆州江南数郡，但是还尚未站稳脚跟，形成一股可与孙氏抗衡的地域集团。曹操新败之后，内部反曹势力跃跃欲试，马超、韩遂又在关中虎视眈眈，因此曹操短期内尚无能力再次动员全国之人力、物资与孙氏政权进行决战。而巴蜀之刘璋，其人暗弱，内政不修，秦松、法正之徒萌生离叛之心。此外，周瑜此时麾下亦有筹略名士庞统和巴蜀悍将甘宁两位左膀右臂。周瑜占据南郡之后，辟用荆州名士庞统为功曹，周瑜与凤雏庞统之间融洽的主从关系，可由庞统扶送周瑜灵柩东归而见其一斑，“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
至于甘宁，与周瑜可谓志气相投。他是在周瑜和吕蒙的举荐下进入孙氏政权核心圈的，而且为了推行和维护周氏军事战略路线，不惜当众顶撞重臣张昭：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簒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髦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座，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
综上所述，建安十五年前后数年正是兼并巴蜀的最为有利时机，也是制造全据江南、打通关陇、联络马超、与曹操争夺天下的战略态势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战略形势下，周瑜便顺势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奇策：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摩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侵寇。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
引文的前半部分，我们可称之为“江陵上疏”；后半部分，我们可称之为“诣京复议”.分析这两篇奏议，周氏路线的要点如下：
1、为完成此前两个阶段“兼并荆州”的战略步骤，设计了一个全取荆州的政治策略，即是：利用刘备诣京之际，以“美女玩好”腐化刘备，进而达到软禁刘备于吴中、兼并其荆南部属羽飞的目的。
2、提出了一个“取蜀而并张鲁”、兼并益州的近期战略目标，拓展了帝业路线所依托的战略后方，因而超越了楚人霸业所依托的地理版图规模。
3、秉承了第二阶段所确立的“效法汉高”的战略宗旨，构划出一个清晰的全取天下的战略轮廓，这个轮廓就是一个全新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规定巴蜀”，“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实际上是要贯通荆扬益三州之地，形成一个地域幅度广阔、地理条件优越的战略后方；第二步，争取占据关陇的马超集团，“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这实际上是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从南阳盆地向许洛攻击，与曹操进行战略总决战。
概括起来，周瑜晚期的军事战略就是构建了一条先西占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再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向许洛突击，进而图取中原、全取天下的帝业路线。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完全是一条攻势战略路线。在实现第一阶段的兼并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的战略预期之后，假设第二阶段出现对曹作战不利的情形，周瑜自然会因势利导、随时制宜，制定一条凭借荆扬益三州山川关塞之险固以抗衡曹操的守势战略。可以说，这是周瑜晚期军事战略思想逻辑自然发展的潜在结果。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攻守相结合的周氏军事战略路线：先是西占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其次退可以凭借荆扬益三州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曹操以中分天下，进可以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向许洛突击，进占中原，全取天下。
“江陵上疏”和“诣京复议”是晚期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杰作，它展现了周瑜收服刘备、兼并巴蜀、全据荆扬益三州以图北方的军事战略思想，显示了大战略家的视野和气魄，其思想为南北朝时代的军事家们所继承，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瑜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通才，我们可以给他贴上多种历史标签，如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辞令家、名士、英雄、世家子弟等等。仅就军事家而言，他又是统合战略家、战术家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典范人物。纵观周瑜一生的军事征战活动，辅佐孙策攻占刘繇横江、当利两坞，席卷丹阳郡东北部，迫逐刘繇，两度攻占皖城，扫平豫章地区宗帅，最后统帅孙氏大军逆袭曹军，破走曹操于赤壁，击走曹仁于江陵，鲜有破军覆将之败，可见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我们无暇分析周瑜在具体战役中的战术特点，这里只能围绕着他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和逻辑构成展开一般的总结性论述。
回顾以上对周瑜军事战略路线内容所做的全面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一些特点，现按列如下：
2.1.1抗难而上，逆势而为.这一特点最为显著，贯穿周抗曹活动的终始。例如，建安七年劝说孙权拒质任子的“母前定议”，建安十三年力主抗拒曹操的“御前决议”（参见下文），都是在曹操乘战胜诸雄之威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面临张昭等人的屈势投降言论，周瑜挺身而出，力主拒操抗曹，并为孙权谋划独立自主、击败强敌、创建帝业的大计。
2.1.2因时深化，逐渐覆盖.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三个阶段本身就很好说明了这个特点，例如，第二阶段军事战略路线中“效法汉高”的根本宗旨就是深化了第一阶段不破不立的霸业战略宗旨；第三阶段军事战略路线的实施步骤---先攻占巴蜀、次取道襄阳北伐的“两步走”，覆盖了第二阶段先兼并荆楚、次建号帝王、再图取天下的“三步走”.
2.1.3胆识超绝，长于用奇.我们知道，晚期周瑜曾在“江陵上疏”中向孙权提出了一个挟制刘备的大胆计划，最后没有为孙权所采纳，但是它是配合兼并巴蜀计划的奇诡之策，乃至于刘备若干年后还发出“殆不免周瑜之手”的惊叹。“诣京复议”是周瑜胆量和见识的结晶体，孙氏群臣同处周瑜之立场与视域，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思周瑜之所思，提出一个类似周氏战略的战略计策，这足以见证周瑜的胆识过人。
2.1.4精于料算敌方虚实.赤壁之战前周瑜的拒操二策---“御前决议”和“夜下再议”，就集中反映了周瑜料敌虚实的能力。这两策对孙曹双方的军事实力和转弱为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条件作了透彻的分析。在“御前决议”中，周瑜认为，曹操自恃庞大军事力量，以为所向无敌，实际上他也有四大用兵隐患：其一，北方地区人心未安，而曹军远征荆州，战线过长，后勤给养困难，另外军队庞大，物资消耗惊人，这势必加剧北方地区的徭役赋税负担，容易引发当地士民的反抗，所以曹操难以在荆州持久作战；其二，马超、韩遂割据关西，威胁许洛，也限制了曹操全力以赴、持久作战的决心；其三，江南地势崎岖，河网密布，阻碍了曹军骑兵优势战力的发挥，却有利于发挥孙氏水军机动作战的特长；其四，曹军客地作战，水土不服，容易滋生疾病，其战斗力大受影响。之后，他在“夜下再议”中又显示了其把握敌情的过人能力，以为曹军实际数量不过二十几万人，其中本部中国军团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已属疲惫之师；而新附荆州军团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很难真心诚意地配合客军作战。可见，曹操军队中所存在的这些固有的虚弱之处，正是孙氏军团战胜曹军的有利条件，是促使孙氏政权由战略劣势向战略优势转化的客观条件。
2.1.5善于把握战略机会.关于三国时代各路英雄对于战略机会或战略机遇的认识，刘备与刘表的一段对话最为显著。《蜀书·先主传》有这么一句：“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裴松之为之作注，援引了《汉晋春秋》中一段记述：“曹公自柳城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备、表二人所谓的“大会”、“事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战略机会，它通常表现为一个展开战略行动的最佳时间段，短不少于一个季节，否则很难满足行军期限的要求；长可能绵延数年，乃至数十年。对于比较长的时间段，我们又会称之为战略机遇期。“诣京复议”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周瑜善于把握战略机会的能力，现按列如下：“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正是有了对建安十四年前后战略机遇的这种认识，周瑜才会设计了一个宏大的军事战略路线。
2.2周氏军事战略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
根据此前对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容所作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发展逻辑。第一阶段确定了一个战略依托的基本地理版图（兼并荆楚，统一荆扬），推出了一个战略行动可供借鉴的历史类型（定都江陵、北向争衡的楚人模式）；第二阶段提出了一个新式的战略宗旨（抛弃霸业、创建帝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建国模式（效法汉高、擒杀曹氏的帝业模式）；第三阶段勾勒了一个战略依托的完整地理版图（贯通荆扬益三州），制定了一个宏大壮烈的战略路线（“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总而言之，第一阶段孕育了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生命，第二阶段诞生了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灵魂，第三阶段成长出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躯干。
3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历史遗产
周瑜军事战略的思想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提炼的主要是他的历史遗产。我们觉得，作为军事战略家的历史遗产有两个衡量标准：首先，它不完全是那些在实战中发展出来的并在兵学著作中得到充分论述的战略原则、素养和精神，也包括那些通过影响后代军事家的战略取向进而影响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行动模式；其次，它主要是那些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而不是那些前人战略思想在当下的成功复制。周瑜战略思想的历史遗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提出了“取法汉高”的战略宗旨，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尧舜禅让”、“少康中兴”和“汤武革命”等三者之外的第四种建国模式---“汉高创业”，发展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三代而下，赢秦代周，一统天下，其建国路线原本是效法汤武革命的，但是不幸被后代儒生赋予了更多的暴虐成分，于是不被后代建国者所乐道。王莽顺应时流、代汉自立是一种取法“尧舜禅让”的建国模式；刘秀以刘氏旁支孽子的身份，扛起复兴高祖大业的旗帜，扫灭群雄，兴复汉室，自始至终遵循的是一种“少康中兴”的建国模式；曹操父子篡汉自立实际上是一种先尊奉“桓文勤王”、后取法“尧舜禅让”的建国模式，其父子两代人经历了从霸业到帝业的跨越；诸葛亮辅佐刘备，起初也无非是奉行桓文之事，只是后来曹丕篡汉自立之后，汉帝不复存在，于是其君臣上下即以正统自居，远有少康伟业，近有光武成例，故而其君臣所行之事就显得更为正义了。可以说，三代之下，到汉末为止，经过嬴政、王莽、刘秀三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已经确立了三种可供后人借鉴和选择的建国模式：“汤武革命”、“尧舜禅让”和“少康中兴”.就当时形势而言---孙权既非刘氏、曹操不可卒除而献帝尚未失德，此三种建国模式，孙权政权无一可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瑜肃二人深谙此理，于是为孙氏政权提出了“取法汉高”的战略宗旨，开创了孙氏帝业的政治思想基础。这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尤为深远，此自不待言。
3.2规划了左抱巴蜀、右拥吴越、背靠南海、中居荆楚、全据长江，退可以凭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北国以中分天下，进可以沿秦岭-江汉-江淮三线择机出击以图取中原的军事战略态势，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对峙现象的军事地理思想根基。周瑜晚期军事战略路线的前一步骤已经敲定了孙氏政权占据荆扬益三州与曹氏中分天下的帝业规模，无论此后周瑜的战略步骤是否会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从江汉一线沿南阳盆地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只要孙曹南北中分天下的局面一旦形成，就会出现据有荆扬益三州、退可以凭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北国以中分天下、进可以沿秦岭-江汉-江淮三线择机出击以图取中原的军事战略态势。这是周瑜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成果。至于周瑜为何如此钟情于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从江汉一线沿南阳盆地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周瑜本人的楚人情结，这早已充分流露在其早期军事战略文献---“母前定议”中，这里就不再赘述。其二是基于南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理性考量，我们知道荆州处于南中国军事地理中枢的位置，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诚如王恩涌先生所言：“在南方，长江流域自上而下的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及长江下游地区恰与益、荆、扬三州的行政划分大体相符”；“荆州两湖平原这个自然区介于四川盆地与东面的长江下游之间，通过长江与上下两自然区相联系。其北与中原地区虽有桐柏山与大别山作为屏障，但汉水支流唐河、白河所形成的南阳盆地却是进入中原的捷径。所以荆州正好介于北方中原与益、扬之间，地理形势非常特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荆州由于居于长江中游，所据长江水道江面宽阔、联系颇为方便；往北通过南阳，越过伏牛山低矮丘陵，可进入许都的郊野；向西经三峡及四川盆地的内河能到达其核心区的成都平原”，是“处于军事割据与抗衡的中枢区域”.
周瑜深谙此中真谛，所以才会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从江汉一线正面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然而造化没有给予周瑜实践他伟大的军事战略路线的寿命和机会（孙权和鲁肃否决了他的挟制刘备计划，大大增加了其贯通荆扬益三州计划的实施难度），因而历史也就没能让他晚期的那个光辉的军事战略思想转化为实在的政治内容和成功范例。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影响了历史，因为后世的南朝统治者们往往效法孙吴政权定都江东的典故，而不是把政治军事中心设置在荆州地区。这种路径依赖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南朝消灭北朝、统一华夏的政治现象。思虑及此，不禁令人唏嘘。
3.3展现了不屈不挠、逆势进取的典范事例，丰富了中国古代以弱克强、以少胜多、大智大勇者胜的历史内容。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具有唯一性，胆识小者谋其小者，鲁肃之智略只能谋定鼎足江东以限江自保之势；胆识大者谋其大者，周瑜之智略能够谋定中分天下以龙争中原之势。大争之世，执政者战略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政权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此后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走向，影响了此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具体路径。
是孙曹两强南北对峙争胜，还是吴蜀两弱联盟以抗强魏？建安十五年前后，华夏政局何去何从？其从周瑜乎？其从诸葛乎？惜哉，其从诸葛矣！后世谋局者可以之为镜。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胆量攸关一个政权战略路线的制定与实施，事关一个国家的盛衰荣枯，决定了历史流程中某些阶段的具体内容。是限江自保以贻子孙之忧，庙不血食，还是中分天下以馈子孙之福，世祚久延？建安十五年前后，孙权政权孰去孰从，从鲁肃乎？从周瑜乎？悲哉，其从鲁肃矣！孙权政权可以为后代英雄史鉴。
综上所述，周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有一个内容完整而脉络清晰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他设计了一个足以震动三国时代的军事战略路线，他还拥有一个几近完美的军事征战履历。本国的君主孙权赞赏他---“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邈焉难继”，缅怀他---“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孤念公瑾岂有已矣”；盟国的君主刘备忌惮他---“殆不免周瑜之手”，谮害他---“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就为人臣耳”；敌国的君主曹操拉拢他---“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叹恨他---“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军事战略路线集中体现在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与发展分为产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江陵上疏”和“诣京复议”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晚期的杰作，它展现了周瑜收服刘备、兼并巴蜀、全据荆扬益三州以图北方的军事战略路线，显示了大战略家的视野和气魄，其思想为南北朝时代的军事家们所继承，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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