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吴民族政策
孙吴立国江东，疆土辽阔，囊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东汉时期，这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仍较落后，“开发地区只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据地甚广，“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山越和蛮夷，他们多居住在深山”(P298，301)。无论是求生存还是求发展，孙吴都必须解决民族问题，为此，孙吴采取了镇、抚两手政策，对此，前辈史家早有论述。但孙吴统治者往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至少其侧重点不同，对此，很少有人涉及。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游的蛮族、岭南地区的俚族，现试分区略作述论。
一、山越政策
山越左右孙吴内政外交，治吴国史者无不用力于山越问题之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关山越政策，我们同意史家们的观点，即采取高压政策，但同时我们想补充几点，第一，研究山越政策必须首先界定山越概念。我们认为，山越有专指和泛指之分，专指山越特称山居的越族后裔，泛指山越则包括山居越人及与其共居的入山汉人。不论专指还是泛指，山越都只分布在扬州，其与山贼、山民、宗部等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只有明确山越概念，才不至于把与山越无关的政策也看成山越政策。如宗部，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P1)，胡守为先生称之为“江南的坞壁”，孙吴对宗部的进攻，具有消灭割据，统一疆土的意义，虽然有的宗部也拉拢山越，但我们不能把孙吴消灭宗部的行动都说成是对山越的进攻。第二，山越政策也并非始终如一，至少其侧重点有所变化，孙策与孙权，孙权前期和后期，其山越政策就都不尽相同。孙策是创业之主，其主要使命是夺取江东，这就规定了他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地方政治代表(如汉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吴郡太守许贡、袁术部将庐江太守刘勋等)，同时，孙策以袁术部将身分渡江，俨然一支袁术入侵之师，受到江东大族的疑忌和怨恨，因此，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甚巨，况且，地方政治代表与江东大族联系密切，有时二者如同一体，因此，孙策攻击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地位较高者，主要攻夺政治中心即郡县治所，而不是深险山地。尽管山越有时依附于江东地方政治势力，但他们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此孙策并不将山越作为心腹之患，对山越进攻相对较少，有学者甚至说，“孙策好似尽量避免与山越冲突，只有在山越有碍于己时才给予一击”。当然，孙策在攻取江东时，必然会与武装豪族即宗部发生冲突，如《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人，处处屯聚。”注引《吴录》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策)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可见斗争之惨烈。
但在孙策看来，“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擒耳”，其威胁远较地方政治代表小，因此当攻下吴郡，吴景等人提出先消灭严白虎等，再攻打会稽太守王朗时，遭到了孙策的断然否决。孙策在“据会稽，屠东冶”，消灭王朗势力后，才回头消灭严白虎等割据势力。有的地方割据豪强与山越是有联系的，特别是一些险县大帅如祖郎、严白虎等与山越关系密切，孙策在消灭这些割据势力时，必然要进攻依附这些豪强的山越，并且泛指山越也往往包括这些与山越联系密切的豪强，所以，孙策即说:“取吴会，平山越。”(P1260)但孙策进攻的重点仍然是地方政治代表，其社会地位较高，所以《三国志》卷14《魏书·郭嘉传》云:“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我们可以就孙策对严白虎和王朗的态度说明这个问题。《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曰:“策自讨虎，虎高垒坚守，……进攻破之。虎奔余杭，投许昭於虏中，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於旧君，有诚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孙策“舍之”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觉得严白虎这样社会地位较低的豪强已没有多少威胁了，许昭“有义”、“有诚”当只不过是漂亮的幌子而已。孙策待王朗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曰:“孙策渡江略地，……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王朗从山阴浮海逃到东治，应该说是长距离逃避了，但孙策仍不放过，一直追到东冶，并“屠东冶”。注引《献帝春秋》曰:“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孙策为何对王朗如此紧追不舍，不捕获不罢休呢?只因王朗为汉会稽太守，又为“儒雅”之士，社会地位高，影响力大，所以非消灭不可。孙策对一些与山越密切的豪强却能重用，如祖郎，《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策遂诣丹扬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同书卷51《宗室孙辅传》注引《江表传》:“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策自率将士讨郎，生获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击孤，斫孤马鞍……'”可见，祖郎应是宿敌，但孙策抓获他后，即“破械，赐衣服，署门下贼曹”。
孙权与孙策所处历史地位不同，他承父兄余业，据有江东，主要任务是“保江东”，继位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尽力调整与江东大族的关系(P35)，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社会地位较低的山寇(其主体即山越)。继位伊始，他便“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当然这里的山越也是泛指)，大规模进攻山越。但孙权统治前期与后期，山越政策也所变化，分界线大体在黄武(222-229年)年间。此前，孙吴对山越多有杀戮，此后多威恩诱降，杀戮相对较小。前期多杀戮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首先，黄武以前，孙吴统治还不很稳固，一方面蜀汉长期占据荆州，造成肘腋之患，另一方面，曹魏联结境内山越，骚扰后方，因此，孙权急需建立稳固的江东根据地；其次，孙权继承孙策未竟之业，统一山区深险诸县，必与山越发生冲突，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拓地与掠人并重时期。如《三国志》卷60《吴书·贺齐传》云:“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是岁(建安)八年也。”据《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建州》云:“建安初，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并南平、汉兴三县。”是其必置于建安元年至八年间。汉武帝平闽越后，对福建地区采取“虚其地”的政策，美国汉学家汉斯·比伦斯泰因指出:整个汉代在福建仅设置了一个县城(东冶)，“除去这个县城，福建依然留在中原王朝之外，根本没有使用武力进一步征服它的企图”(P35)。孙策虽为追逐王朗来到东冶，但还来不及控制东冶(侯官)就早逝，开拓东南的重任就留给了孙权。这一带本是越人的天下，孙权的开拓行为必会与越人发生激烈冲突，杀戮众多。如贺齐攻打上述三县，“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后期则多威恩诱降，因为此前孙吴已夺取荆州，并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最终铸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且随着孙吴统治的巩固，曹魏也不再勾结山越、颠覆孙吴了。随着政权的日趋巩固，孙权相应调整了统治政策，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下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于是，采纳陆逊建议，开始大规模屯田，其山越政策也相应作了调整，杀戮减少，多武力迫降，掠夺山越人口。如嘉禾三年(234年)，诸葛恪领兵围丹扬山越，“乃分令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恪乃复下敕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P1431)被迫出山的山民，其出路不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补户者也多为政府屯田户(P131)。
二、蛮族政策
孙吴境内的蛮族主要有三峡地区的宜都、建平郡夷，襄阳西南沮、漳流域的柤中夷，沅水、澧水流域的的武陵蛮夷。孙吴对各地蛮族的政策也是不尽相同，往往根据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及重要程度决定其政策，现略作论述。
柤中夷。柤中夷位处吴魏对峙的战略要地襄阳附近，《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注引《襄阳记》云:“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于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路良田，沔南之膏腴肥沃，谓柤中。”襄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司马懿分析道，“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P3}。襄阳地区成为魏国吴国在长江中游争夺的主战场。魏国、吴国对于柤中夷争夺激烈，《三国志》卷17《魏书·徐晃传》曰“（建安十三年）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曹魏控制了柤中夷，任夷王梅敷为将，并利诱或强徙夷蛮渡沔北上，导致柤中夷活动北推(P376)。孙吴为控制柤中，一方面多次发动军事进攻。黄武七年（228年)，吴将周鲂诈诱曹休，其三曰：“东主倾者遣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恒趋合淝，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即陆逊）、潘璋等讨梅敷。”{P1388}孙吴曾在嘉禾五年（236年）、赤乌四年（241年）、赤乌九年（246年)三次发动对柤中夷的大规模进攻{P1249}，造成曹魏“社稷之大忧”。孙吴虽在赤乌九年，一度攻破柤中，掠得夷夏万余人，但对柤中的进攻，导致夷人部分北上。《晋书·宣帝纪》，正始七年（246年）正月，“吴寇粗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另一方面则竭力拉拢夷王梅敷等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嘉禾五年，陆逊遣军“击破新市、安陆、石阳……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斜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临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即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孙权传》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赞、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此处虽是夷王梅敷主动求纳，与夷王利用魏吴矛盾，北投南附以求发展有关，但也可折射出孙吴必有拉拢之行为。
宜都、建平郡夷。宜都、建平郡夷地处三峡，扼巴蜀东向之咽喉，为孙吴上游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附子陆抗》载，凤凰元年（272年），西陵（宜都属县）督步阐降晋，陆抗部分诸将，径赴西陵，“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所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三年，抗又上书道：“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下游，受敌二境，……此乃社稷安危之机。”吴蜀和蜀亡后，魏（晋）吴对此进行了激烈争夺，各国均以官爵和金银等引诱蛮酋。孙吴一方面打击首鼠两端者，另一方面又尽力招抚。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一月，“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P1121）。孙权即以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郡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不久，“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谢）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P1345）。孙吴亦大用夷兵，吴晋对峙时，吴将朱乔、俞赞等降晋，陆抗担忧道：“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围攻，必先此处。”(P1357)用夷兵单守一处，可见夷兵数量不小，同时，也说明没有打乱夷族户结构，由夷帅统领。
武陵蛮。武陵郡原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吴袭杀关羽，夺取荆州，武陵郡亦随之归吴，由于蜀汉长期占据武陵，且采取抚夷政策，所以武陵蛮与蜀汉关系密切。章武元年（221），蜀汉大举伐吴，并策反武陵蛮，得到响应。《三国志》卷47《孙权传》道，魏黄初二年（221年），“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於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为了与蜀汉争夺武陵蛮，孙权刚下荆州，即重用武陵汉寿大族潘浚，《三国志》卷61《吴书·潘浚传》注引《江表传》曰：“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浚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浚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权不听，特召问浚，浚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即遣浚将五千往，果斩平之。”时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潘浚家族势力是很大的，同传注引《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郡。秘（潘浚子）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代者？”温曰:`无过君者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据本传，“刘备领荆州，以浚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所以，孙权对他不敢怠慢，浚本人官至太常，浚女配孙权子建昌侯孙虑，其子秘，“权以姊陈氏女妻之”(P1399)。《三国志》卷47《孙权传》云:黄龙三年(231年)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嘉禾三年(234年)十一月，“太常潘浚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潘浚传》载此事，“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率军五万，历经数年，潘浚虽不能完全控制武陵蛮，但给以沉重之打击。周鲂诱曹休，其六曰:“东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阳，今此后举，大合新兵，并使潘浚发夷兵，人数甚多。”(P1390)周鲂诱曹休事，据《孙权传》为黄武七年(229年)。可见，孙吴一直以武陵大族潘浚控制武陵蛮夷，并发武陵蛮夷为兵。孙吴以知悉武陵蛮夷的潘浚控制蛮夷，其策略应是正确的。《三国志》卷55《吴书·黄盖传》云:“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据吴永章先生考证，黄盖平武陵蛮事在刘备伐吴前后(P43)。263年，魏灭蜀，魏既以蜀降将诱武陵蛮，同书卷60《钟离牧传》道，“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其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牧)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旧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败，五溪平。”《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载，咸熙元年(264年)十月，诏曰:“武陵邑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华阳国志》卷1《巴志·巴东郡》云:泰始二年(266年)，“吴武陵太守孙恢寇南浦，安蛮护军(原蜀汉尚书郎)杨宗讨之，退走，因表以宗为武陵太守，住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可见，自始至终孙吴都无力完全控制武陵蛮夷。
岭南地处孙吴大后方，孙吴一方面加强对岭南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岭南采取以抚为主，镇抚相结的政策。孙吴在未完全控制岭南之时，重用了岭南大姓士氏，《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载，燮利用汉末动乱之际，割据岭南，他自领交趾太守，其三弟分掌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燮兄弟并列州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子弟纵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钦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燮弟)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卒后，权即将士氏消灭殆尽，这时，孙吴才真正控制岭南。此后，孙吴仍沿用镇抚结合之策治岭南。同书卷60《吕岱传》云:“延康元年(220年)，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合众於南海界上，……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同书卷53《吴书·薛综传》上书曰:“(汉代交州)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婚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冷、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县官羁縻，亦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是时(张)津故将夷廖、钱博之徒尚多，(步)骘以次锄治，……绥边抚裔，实有其人……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同书卷61《陆凯附弟胤传》道:“赤乌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孙吴在强化对岭南控制的同时，大规模掳掠岭南人力，前引《步骘传》说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平定武陵、零陵、桂阳蛮夷叛乱。《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云:“永安六年五月，交趾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胥。胥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而察战至，恐复见取，故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晋书》卷57《陶璜传》亦载，孙皓时，“会察战邓苟(即邓句)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吕兴乃乘机暴动。《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载咸熙元年(264年)，魏帝诏曰:“孙休遣使邓句，敕交趾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同书卷48《吴书·孙皓传》云:天纪三年(279年)夏，“皓又科实广州户口”，郭马乃乘机造反。孙吴对岭南的征调是沉重的，上引《薛综传》云:岭南“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武、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晋书·陶璜传》也道:孙吴在岭南“所调猥多，限每不充”。
岭南行政设置在孙吴时期也有较大发展。《晋书·地理志》“序论”云，到西汉末年，有“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址、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交址本为一刺史部，而非一州，《晋书·地理志下》云:“建安八年(203年)，张津为(交趾)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建安八年，始有交州。张津虽为刺史，但他是南阳人，交州实权掌握在土酋士燮手中，故交州治所亦移至燮故居苍梧广信。《宋书·州郡志四》曰:“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孙吴为摆脱士氏对交州的控制，将交州治所迁到番禺。《晋书·地理志下》:“吴黄武五年(226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孙吴时期，岭南由一州向二州建制转化，同时在原有七郡的基础上，增置了新昌、武平、九德、临贺、桂林、高凉、高兴、宁浦八郡(P464，466)，州郡数的增加，说明了孙吴对岭南统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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