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爵级即爵位的等级，在曹魏以前，爵制及爵级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大体说来，西周实行五等分封制，秦商鞅变法后实行二十等赐爵制，汉初继承二十等赐爵制，另外又实行王侯二等制。汉武帝以后，由于王侯势力被削弱，封国已与郡县无异；同时，二十等爵制除最高的列侯和关内侯外，其余已基本被废。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具体的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难以分辨。学界的归纳也很不一致，如杜佑认为有“王、公、侯、伯、子、男，次县侯，次乡侯，次亭侯，次关内侯，凡九等”；俞正燮认为有“县侯、乡侯、亭侯、列侯、关内侯、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又有乡公、县公、郡公、亭伯”，共十二级；守屋美都雄分为上位爵“公、侯、伯、子、男、侯（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和下位爵“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五大夫”；杨光辉则将曹魏咸熙元年（264年）前的爵位分为三等十级，即王（郡王、县王），五等爵（国公、郡公、县公、乡公、亭伯），列侯（县侯、乡侯、亭侯）。互相出入甚大，其中不乏误解，至于各爵级的实际授与情况，学界也较少留意，下面试作探讨。
一、曹操新置的四等爵
《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裴松之注：“《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当时曹操专权，这一爵制显然是曹操对秦汉二十等爵制的沿袭与革新。二十等爵制被学界称为赐爵制或军功爵制，其第十五级至第二十级依次为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后避汉武帝讳改称通侯或列侯）。而曹操所设的六等变成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关内侯、列侯。其中，五大夫至名号侯为改置或新置，关内侯、列侯为沿袭旧制。
对前四种改置或新置的爵位，历来认为不食邑，为虚封。《武帝纪》注引《魏书》称“皆不食租”，故裴松之认为“虚封盖自此始”，以后杜佑、马端临、俞正燮都沿袭了这一说法。现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虚封的出现，说明军功爵制已到了末路，从此军功爵制不仅对广大士兵毫无用处，就是对一般中下级军官也无实际利益可得。还有学者认为，虚封是针对列侯以上的“封爵”而言，而五大夫至名号侯是“赐爵”，本来就无封国、不世袭、不食租税，因此不存在是不是虚封的问题。至于“皆不食租”的原因，都认为是当时战争频繁，曹魏控制区域有限，导致户口寡少。但通过分析这四种爵位的来历及实际授与情况，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五大夫在二十等爵制中为第九级。汉惠帝时，以五大夫作为高爵的界限，第八级公乘以下的爵位，授与一般庶民及秩六百石以下的官吏；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授与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因此，有学者将前者称为民爵（授与吏则称吏爵），将后者称为官爵。可见，在汉惠帝以后，五大夫已成为一个区分官与民的标志性爵位。曹操在新置的爵位中，唯五大夫沿用旧名，而且将其提高到第十五级，显然是取其象征意义，标榜新爵位的“官”的属性。关外侯、关中侯不见于前史，史称“秦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称关内侯”。从爵名上看，关外侯、关中侯明显是从关内侯敷衍而来。封“侯”是富贵的标志，用关外侯、关中侯取代同级的旧爵名，似乎是对社会心理的一种迎合。名号侯为曹操新置，其中的“名号”指各种美号。汉代的列侯一般用地名作为封号，但也有用美号的，如威武侯、冠军侯、博望侯、破羌侯之类。所以，新置的名号侯算不上一个全新的爵位，而是对汉代一种只有美号、但无食邑的列侯类型的定名和降级使用。名号侯因为与列侯有上述联系，虽然是降级使用，也比同级的旧爵名“大庶长”有吸引力。
通过分析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的爵名，可以看出曹操取名时或将其与官位比附，或将其与高爵比附，用心良苦，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新爵的吸引力。
那么，这四种爵位的实际授与情况如何呢？检索《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不难发现，曹魏时这四种爵位其实很少甚至没有授与。五大夫、关外侯都找不到一个实例。关中侯可找到数例。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即帝位，“以汉……列侯为关中侯”；约同年，以孙资为中书令，赐爵关中侯；嘉平五年（253年），士刘整、郑像被吴军俘获，不屈而死，次年下诏“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景元元年（260年），陈留王立，司马师之妻弟、黄门郎羊祜“赐爵关中侯，邑百户”；魏末，李胤“迁中护军司马、吏部郎，铨综廉平，赐爵关中侯”；咸熙初，侯史光“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名号侯因为不是一个固定名称，较难查寻，只见到两例。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即帝位，“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次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一般认为这两例都是名号侯。
根据上述实际授与的例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授与对象身分较高。关中侯的授与对象包括汉列侯、中书令、黄门郎、吏部郎、典农中郎将，多为要职，羊祜还是司马氏的姻亲。名号侯的授与对象有汉诸侯王、孔子后人，其社会地位很高。只有两位士兵身分较低，他们因有特殊军功才被授与关中侯。可见，新爵主要不是“以赏军功”，普通士兵很难获得。第二，获爵者有一定的待遇。首先是免役，传统上第九级就能免役，现在最低的五大夫也是第十五级，自然能免役；有的可食邑，如关中侯羊祜、名号侯孔羡都食邑一百户，并非“皆不食租”；有的可世袭，如刘整、郑像被追赐为关中侯，“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关中侯袭爵已被法律化。因此，曹操新置的四等爵并非毫无用处的虚爵，其性质有别于以往第十八级以下被废的军功爵，而与关内侯很接近。曹魏以后，还能经常见到新爵的踪迹。西晋时，关内、名号侯第六品，关外侯第七品；亭侯可传封次子为关中侯，“食本户十分之一”；晋惠帝即位之初，“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东晋时，关外侯可置典计一人。刘宋时，关内、关中、名号侯金印紫绶，关外侯银印青绶；赵伦之、卜天与、申季历、周山图等赐关中侯。梁陈时，县、乡、亭、关内、关中及名号侯金印龟钮紫绶，关外侯银印珪钮青绶；关中、关外侯第九品，视六百石；关中侯以上非死罪及除名之罪，“颂系之”；陈庆之赐关中侯，杨忠赐关外侯。后赵石勒时，“农桑最修者赐五大夫”，冉闵更是一次奏赐将士万余人为关外侯。北魏时，豆代田赐关中侯。凡此种种，都说明曹操所置新爵确实有一定的生命力。
前引《武帝纪》将新置的四等爵与关内侯、列侯合为六等，关内侯、列侯即二十等爵中硕果仅存者。
关内侯，秦商鞅变法后设置，“言有侯号而居京畿”。后来固定为二十等爵中的第十九级，无封国，但原则上有食邑。西汉时，关内侯的授与数量较多，如刘邦时共赐113人，平帝时两次共赐138人。食邑户数一般在200至2000户之间，其中以300、500户者居多。有世袭者，但并不普遍。东汉时，关内侯的授与数量大大减少，见于记载的约53人。权益也大幅降低，食邑者已无户数规定（桓荣例外），只规定每月或每年食租的斛数，一般不世袭。
但建安年间至曹魏时期，情况有所变化。一是授与数量有较大增加。检索《三国志》、《晋书》，见于记载的关内侯有118人。其中曹操时14人，文帝曹丕时51人，明帝曹叡时21人，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时32人。二是只有少数人有食邑。在118人中，只有23人有食邑记载，而且一般只有100户，唯王乔有200户，夏侯奉有300户，鲁芝有400户。这些食邑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几乎全部为推恩封，也就是说，他们的食邑是从家族成员（主要是父兄）那里分割而来。如曹丕时，“分（张）辽、（李）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分（夏侯）悖邑千户，赐悖七子二孙爵皆关内侯”。只有鲁芝“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毋丘俭平，随例增邑二百户”，是唯一由国家分与食邑的，也是关内侯中唯一增邑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魏时赐关内侯原则上国家不给食邑，但如果是出于推恩而赐爵，获爵者可从父兄那里分割到食邑。三是一般不世袭。这一点与前代一样。如郭宪赐爵关内侯，“黄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国家追嘉其事，复赐其子爵关内侯”，“复赐”正说明其子没有袭爵。当然，也有袭爵的例子，如刘廪“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无子，帝以弟子阜嗣”；刘劭“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但这种事例很少，并不能说明关内侯世袭是常制。
列侯，原名彻侯，商鞅变法后设置，“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后避汉武帝讳，改称通侯或列侯。为二十等爵中最高的第二十级，有封国、食邑，能世袭。西汉共分封列侯886人（包括随父），授与类型包括功臣侯、王子侯和外戚恩泽侯。西汉列侯的封国一般是一个县，以所食县的县名为封号，如曲江侯、富阳侯之类。东汉共分封列侯877人（包括随父，含建安年间），授与类型增加了宦者侯。封国少则一县、二县，多则达四县、六县。新的变化是出现了“乡侯”、“亭侯”，史称“汉世封侯，皆以县邑，其后或以乡亭，皆视其所食乡邑而名之”，如安乐乡侯、新安乡侯、东阳亭侯、解渎亭侯之类。与乡侯、亭侯相应，传统的食县邑者开始被称为“县侯”，如明帝时“封（刘）基二弟为县侯，二弟为乡侯”，桓帝时“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但“县侯”一词通常用于泛称，“县”字很少被加入到个人的封号中，一般仍称“某某侯”。这样，列侯在东汉就出现了亭侯、乡侯、县侯三个级别。
建安年间至曹魏时期，亭侯、乡侯、县侯（对个人仍称“某某侯”）的区别更加明显，其封授有如下特点：
第一，亭侯、乡侯在列侯中占绝大多数。东汉共分封列侯807人（包括随父，不含建安年间），而在《后汉书》中只见到亭侯129人、乡侯153人，另史书将乡、亭侯混称者34人，共316人，约占列侯总数的39%，为少数。据笔者统计，曹魏时共分封列侯411人（不包括继嗣），其中亭侯152人、乡侯87人、县侯79人，另爵位不明者93人，如不明者按亭、乡、县侯各三分之一算，则亭侯、乡侯共达301人，约占列侯总数的73%。可见，曹魏时亭侯、乡侯在列侯中占绝大多数，其中亭侯的授与数量又最多，说明列侯中低爵的授与在大大增加，而高爵的授与在明显减少。
第二，形成了明显的进爵顺序。西汉列侯不分级，东汉开始分为亭侯、乡侯、县侯三级，但前两级的授与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大部分受封者是“一步到位”，即直接被封为县侯。而在曹魏时期，查《三国志》和《晋书》，始授关内侯者111人，始授亭侯者99人，始授乡侯者22人，始授县侯者20人。其中始授关内侯、亭侯者占了绝大多数，直接授乡侯、县侯的很少（主要是宗室、外戚和降将）。一般情况下，获爵者按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的顺序一步步进爵。这样的进爵方式具有持续的激励性，比汉代更为合理。
第三，授与对象主要是功臣。西汉列侯的授与对象主要是功臣、王子和外戚，东汉增加了宦官。曹魏时严格限制宦官和外戚参政，没有见到宦官封侯的事例，外戚获封的也只有30人（包括追封和继嗣）。曹魏宗室（曹操及其后代）在建安年间封亭侯3人、乡侯3人、县侯17人，在代汉之后另封高爵，只见到乡侯2人（曹植、曹琮因有罪被贬爵）、县侯3人（曹植、曹范、曹壹在代汉之初封），在列侯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王子侯中有很多是乡侯、亭侯，而曹魏宗室在列侯中主要是封县侯。此外就是功臣，包括有军功或有事功者。曹氏宗族成员（曹操一系以外的成员，含夏侯氏）也主要是因军功而获爵，而且在爵位上与一般功臣无显著差异，所以这里也划人功臣一类。
第四，低爵的食邑户数较少。东汉的功臣侯在光武帝时平均食邑9484户，食邑过万户者11人，在中后期平均食邑约2000户；外戚侯平均食邑8520户；宦者侯平均食邑4630户。据笔者统计，曹魏（建安元年都许至咸熙元年设五等前）时亭侯平均约560户，最多2000户（苟或）；乡侯平均约1020户，最多2500户（夏侯悖、王观）；县侯平均约5280户，最多31000户（司马师）；总平均约1860户。这个总的平均数与东汉中后期似乎相差不大，但县侯的户数较多，尤其是达万户及以上者有9人，他们占去了食邑总数的绝大部分，而人数占大多数的亭侯、乡侯，其食邑数一般在1000户以下。
三、五等爵与王爵
《三国志》卷2《文帝纪》载，黄初三年（222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同书卷5《后妃传》载魏明帝时的后妃等级，称“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修容比亭侯；修仪比关内侯”。《晋书》卷1《宣帝纪》载，嘉平三年（251年），“策命帝（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又《三国志》卷10《荀或传》载，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曹操）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次年，曹操被封为魏公。
综合上述材料，可见曹魏有亭伯、乡公、县公、郡公、国公等爵位，而“公”、“伯”之名即来自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五等爵。
《孟子·万章下》称周代爵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礼记·王制》则称“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还记载了西周五等的封疆大小和食封比例。对于典籍所说的整齐的五等爵制是否真实存在过，学界历来存在争议，但后世设置五等所依据的是先秦典籍，这是没有疑问的。汉武帝时，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成帝时，封姬延为周承休公，这是先秦以后较早出现的五等爵。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被封为安汉公。王莽篡位后，曾普遍封公，后又建立完整的五等爵制，“爵从周氏有五，……凡七百九十六人”，但“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形同虚设。东汉光武帝也曾一度设公爵：建武二年（26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以姬武为卫公、孔安为宋公；十五年，封皇子十人为公。但至十七年，诸皇子进爵为王；十九年，赵公、齐公、鲁公进爵为王。此后，只有卫公、宋公被保留下来。可见，汉代在五等爵中只设有公爵，授与数量也很少，授与对象主要是宗室。但曹魏建立后，五等爵的爵级趋于复杂，授与数量也明显增多。
亭伯、乡公，曹魏新置，是针对宗室的推恩爵。据前引《文帝纪》，“公之庶之为亭伯”，联系上下文，这里的“公”应指乡公，但史书中并未见到封亭伯的事例。乡公也只有5例，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璜（即位前改名为奂）、阳都乡公竦、东安乡公阐、昌乡公赞，都未载食邑户数。
县公、郡公，顾名思义，指以县或郡为国的公。汉代的“公”虽然事实上有县公、郡公之别，但并没有“县公”、“郡公”之名，对个人都是直称“某某公”。这样，被封公者到底是县公还是郡公，就应具体考查。汉光武帝时有赵公、齐公、鲁公，分别在冀州、青州、豫州，为郡公。光武帝又封皇子十人为公，即右翊公、楚公、东海公、济南公、东平公、淮阳公、山阳公、临淮公、左翊公、琅邪公，也为郡公。另外还有卫公、宋公，卫公国在兖州东郡内，宋公国在豫州汝南郡内，则为县公。曹魏和东汉一样，县公、郡公的授与对象也主要是宗室。建安年间，曹操之后大多数被封为县侯，黄初二年（221年），宗室被普遍进封为县公或郡公。其中，14人为曹丕之弟，被封为县公（包括死后追封）；3人为曹丕之子，被封为郡公，即齐公叡、秦公礼（以京兆郡为国）、淮南公邕（以九江郡为国）。黄初三年，这些宗室全部被进封为王（追封者除外）。此后的太和五年（231年），明帝又追封曹操早死的6子为县公。另外在宗室中只见到7例县公，即中都公宛、成武公范、郦公阐、樊公抗、冠军公琮、乘氏公茂、济阳公壹。他们都是血缘已疏而且出继者，只有曹操之子曹茂“性傲恨，少无宠于太祖。及文帝世，又独不王”，是个例外。可见，曹魏宗室只在黄初二年被普遍封为县公或郡公，其它时间只有出继者才被封为县公。异姓被封为县公或郡公者只见到3人：黄初元年，封逊位汉帝刘协为山阳公，以河内之山阳为国，邑万户，为县公；太和二年（228年），封辽东公孙渊为乐浪公，为郡公；景元五年（264年），蜀刘禅降魏，封安乐县公，邑万户。可见，异姓封公者都是亡国或藩国之君，与两汉优待周、殷之后而封其为公类似。其中，“安乐县公”是“县公”之名被用于个人封号的最早记载。另外，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平淮南的王凌之叛，被封为安平郡公，但司马懿没有接受，这是“郡公”之名被用个人封号的最早记载。
国公，指以数郡为国的公。汉魏时称得上国公的只有3人，即王莽、曹操、司马昭。西汉末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元始元年（1年）赐号安汉公，朝廷多次益封，都被王莽矫情辞让，后以武功县为采地。王莽的封国很小，如以封国而论，不能算为国公。但另一方面，他地位崇高，“位在诸侯王上”，可以国公视之。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曹操）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十八年，曹操即被封为魏公，封地包括冀州十郡，非寻常郡公可比。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景元四年（263年），蜀亡，司马昭被封为晋公，封地包括并州、司州、雍州十郡，也为国公。可见，汉魏时国公为篡位者专用，一般人不可能得到。
如上所述，与东汉相比，曹魏五等爵的爵级趋于复杂，授与数量也明显增多，但仍以公爵为主，授与对象也主要限于宗室，因此不能说当时存在完整的五等爵制。正因为如此，汉末曹魏时才有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提出恢复西周五等，如司马朗、董昭、曹植、高堂隆、栈潜、曹同、夏侯玄等。由于这些舆论的推动，加之司马昭也欲封赏臣下，为代魏作准备，才于咸熙元年（264年）正式建立了五等爵制。
王爵来自汉代的王侯二等制。西汉前期，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武帝以后至于东汉，一般只有一个郡，食邑户数则没有限定。黄初三年（222年），“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这是曹魏封王的开始。曹魏前后共封宗室46人为王（包括追封和继嗣），其中文帝时21人，明帝时17人，三少帝时8人。与汉代相比，曹魏的封王制有两点变化。一是曾封诸王为县王。黄初五年（224年），诏“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太和六年（232年），又诏“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可见曹魏诸王最初是以郡为国，不久改为以县为国，明帝时复改为以郡为国。其中县王只是一度设置，大部分时间内还是封郡王，二者不并置。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代以来的诸王基本上是以郡为国，但直到西晋才出现“郡王”之名。二是明确规定了诸王的食邑户数。以最终户数为准，曹魏诸王的食邑户数一般在3000至5000户之间，最少2500户（曹炳、曹偃、曹嘉），最多6200户（曹启）。另外，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由魏公进爵为魏王，封国仍为十郡。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由晋公进爵为晋王，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这两个异姓王的封国及地位都在诸侯王之上，为与后者区别，同时与“国公”相应，可视之为“国王”。
四、小结
从渊源上看，曹魏爵制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即：赐爵（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五等（亭伯、乡公、县公、郡公、国公）；王（县王、郡王、国王）。其中有些爵名只是泛称或西晋以后才出现，当时还没有被普遍用于个人封号，比如县侯称“某某侯”，县公、郡公、国公统称“某某公”，县王、郡王、国王统称“某某王”，但这些区别事实上是存在的，所以都分别予以罗列。其中曹魏的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王侯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以上划分只是为了方便从整体上把握曹魏的爵级，不能因此将各爵位等量齐观。事实上，曹魏的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它们占了曹魏授爵的绝大多数。其余各爵位或授与对象特殊，或授与数量很少，或只在某一时段授与，都不可与这五种爵位相提并论。
汉初的诸王有封国、军队、官属，能治民，有很大的独立性，近似于先秦的分封。但在汉武帝以后，王侯被大大削弱，其爵位的作用主要剩下两项，一是衣食租税，二是表明身分等级；另外，秦以来的赐爵制也基本被废。对这种爵名仍旧而内涵已变的爵制，有学者称之为“封爵制”，以区别于以往的分封制和赐爵制，是对新爵制的一种性质上的界定，值得肯定。如果说分封制主要是适应先秦贵族的制度，赐爵制主要是适应平民的制度，则封爵制主要是适应官僚的制度。因为汉武帝以后的爵位以列侯为主，从形式上讲，笔者认为不妨统称之为“列侯制”。曹魏爵制上承汉代，在性质上并无差异，在形式上仍以列侯为主。曹操曾新置四等爵，表面上看是在恢复以前的赐爵制，但从授与的实例来看，只是对“封爵制”的一种补充，以扩大授爵的范围。曹魏末年，司马氏设立五等，西晋建立后，又实行泰始分封和咸宁分封。因为其爵位以先秦典籍记载的五等爵为主，从形式上讲，不妨统称之为“五等制”。司马氏的分封也没有改变爵制的性质，因为其中规定的封土、军队、自选官属等内容，并没有彻底实行，受封者能得到的仍然以租税和身分等级为主，本质上与汉魏并没有差别。那么，西晋设立五等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不过是在原有列侯的基础上，通过授与等级更高的五等来圈定一个拥护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所以，司马氏授与五等有确立新统治秩序的政治意义，但从爵制本身来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非性质上的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汉魏以来，随着门阀势力的发展，九品官人法的制订，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趋于严密，与之相应，爵级也趋于复杂，司马氏设立五等，客观上也是对这个趋势的一种适应。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影响了以后爵制的面貌，东晋南朝及十六国沿袭西晋，列侯与五等并存，北朝以五等为主，直到隋唐确定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这整齐的九级爵，爵制才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列侯制”向“五等制”的转变。曹魏处于从“列侯制”向“五等制”转变的前夕，具体考察其爵级情况，有助于厘清汉唐间爵制在形式上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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