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记忆：日本教科书这样掩盖侵华兽行！
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看了你就会理解为啥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认识的肤浅，甚至一而再的修改历史表述，粉饰它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日本人认为并不是日本人愿意侵略中国实际上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被英法俄等国侵略了，日本如果不侵略中国，将得不到在中国的权益，一旦英法俄等国在中国坐大，下一步很可能还要侵略日本，日本没有办法只能到中国去，与列强为伍求得生存。日本历史教科书上是怎么描绘侵华战争的?一、极力回避对华战争的性质和责任(一)关于“侵略”的用语虽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十五年战争”的开端，但是不使用“侵略”这一用语;称七七事变以后的对华战争为“日中战争”;教育出版本还使用“进出大陆”的字样，都采用了含糊、暧昧的表述手法。(二)关于七七事变七种教科书尽管都指出其背景是日本企图分离和侵入华北，寻求新的资源和市场，但都将事件本身作为偶发事件，从而明显含有推卸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责任之意。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日本军人在“悉心照看”中国小孩(三)关于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满洲事变后，把从中国农民那里得到的土地交给集团移民的日本开拓团。”(四)关于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投降”，“日本的战败”，“接受波茨坦宣言”，“战争的终结”。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看了你就会理解为啥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认识的肤浅，甚至一而再的修改历史表述，粉饰它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五)关于对日本战争罪的国际审判与制裁七种教科书都极力淡化中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和制裁，至于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军事审判，各本都只字未提。(六)关于战争赔偿对于被日军征用的朝鲜和台湾人的补偿，对日本强掳和奴役的朝鲜、中国人的死亡赔偿和未付工薪的追索，日军在亚洲各地发行的军票的补偿等诉讼，到接近战后60年的今天，还在不断提出。”日本书籍本和教育出版本也有类似的记述，其他各本都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七)关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大都蓄意回避日本天皇的责任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八)关于重提当年的侵略论调七种教科书都程度不同地重提当年的侵略论调。“九一八事变是为了缓和日本经济危机和寻求丰富的资源，生活贫苦的多数日本国民支持这一事变;日军不满足于获得满洲，向资源丰富的中国北部推进。”这无非是当年“保卫日本的生命线”、“自存自卫”的侵略论调。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日本军向难民发放粮食？二、蓄意淡化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七种教科书都对此采取淡化和暧昧化的表述手法，甚至根本不予记述。(一)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七种教科书都没有对“南京大屠杀”或“南京屠杀事件”予以直接确认:以括号形式间接认定为“南京大屠杀”或“南京屠杀事件”的有三种;表述为各国认为是“南京大屠杀”的有一种;确认为“南京事件”，同时又表述为国际社会认为是“南京大屠杀”的有一种;以括号形式间接认定为“南京事件”的有两种;对受害者数量，不是回避，就是采用“据称”、“估计”等给人以难以确定印象的字样。(二)关于杀害中国俘虏和平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受日本人是优秀民族之教育的士兵，蔑视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服从军队的命令杀死当地居民的事情也发生了。(三)关于“三光作战”“日军的物资补给体系非常不健全。日军在占领地域征用物资和劳动力，食物也就地解决。为此，屡次发生抢掠物资、放火、残杀等行为。”(四)关于毒气战在大久野毒气制造厂制造了370万发毒气弹，其中大部分在中国被使用。(五)关于强掳和奴役中国战俘和劳工简单地记述为:日本强征和奴役中国战俘和劳工，并将4万多人强制押到日本国内。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1935年12月15日 南京中山北路东侧安全区附近，营业的中国人小摊 日本人在吃水饺(六)关于狂轰滥炸只有日本书籍本简单地提到:“日中战争开始后，日军对中国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无区别轰炸，特别是1940年对首都重庆的轰炸，大约2000架飞机参加了攻击，造成中国方面1万人死亡。”(七)关于强征慰安妇只有日本书籍本简单地提到:“朝鲜等亚洲各地的年轻女性被强制性地作为日本兵的慰安妇送到战场。”清水书院本简单地提到:“在战地的非人道的慰安所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和台湾等女性。”日本教科书里的几张侵华的图片1937年12月17日 从日军手中接过点心和香烟 高喊日本军“万岁”的南京难民(八)关于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屠杀七种教科书大都只用一幅图片加上简单的说明文字，来记述日本军对华裔新加坡人的血腥屠杀(九)关于强制发行债券、军票只有大阪书籍本以战争遗留问题的形式简单地表述为:“军票是军队为了筹集必要的物资和经营占领地而使用的特别货币，日本约发行了45亿日元，战败后宣布无效。香港等地的人们要求将军票兑换成现金。(十)关于细菌战、活体解剖、制造贩卖毒品等暴行对于这些举世罕见的暴行，七种教科书竟然只字未提。三、刻意强调日本的战争受害七种教科书都以较多的篇幅记述了日本各地遭受空袭，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伤害，冲绳战役造成的民众尤其是学生和孩子的牺牲。还分别记述了战时日本民众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妇女和学生不得不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学童离开父母疏散到农村去的艰辛;赴满洲的日本人经营农业的艰难;日军俘虏被苏联扣押在西伯利亚而遭受的奴役;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孤儿的遭遇。同时配有多幅图片，尤其是孩子遭到伤害的图片。1937年12月20日 日本人和“开心”的中国妇人七种教科书都没有自觉地将中国的受害同日本的受害加以对比，更没有对这两种受害的本质加以区别。只有日本书籍本为了强调日本是全世界范围内遭受空袭、原子弹爆炸等无区别轰炸的最大受害者，才列举了日本军对中国城市进行大规模无区别轰炸的史实，而且蓄意缩小了中国受害者的数字。七种教科书都要求学生进行历史调查，但是调查内容只是日本的受害情况。例如，各书都开设专栏，要求学生对日本遭受空袭和原子弹爆炸之害、冲绳女学生战死之惨烈、战时生活之艰辛等等进行调查，了解学童为躲避空袭而集体疏散到农村的艰苦体验。1937年12月17日 南京日军野战医院，“养伤”的中国伤病七种教科书在刻意强调日本的战争受害的同时，还都以较多的篇幅记述了日本民众全力支持战争的情景，对其不做任何批判，甚至给人以肯定和赞扬的感觉。例如，大阪书籍本设置专题“聚焦历史——战时的妇女与孩子”，其中写道:“日本各市町村组织了妇女会、母亲会、主妇会，开展欢送士兵并且慰问茶水等活动。妇女们响应政府和军部的号召，为了确保实行‘总力战’的人数，努力将人口由7000万增至1亿，为此尽早结婚，并且把生育5个孩子作为目标。妇女还充当劳动力的角色，许多妇女在军工厂劳动。把孩子们作为‘幼小的战斗力’、‘未来的军队’来培育，学校生活全部军事化。很多孩子将中学毕业后进入陆军预科士官学校作为志愿。”各书都附录了大量照片，诸如“欢送出征士兵”、“庆祝攻陷南京东京街头的民众”等，非常直观生动地体现了日本全民支持战争的情景。这里丝毫看不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迄今日本政府仅仅承认当年日本对华有“侵略行为”，拒绝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使用“侵入”、“进出”的字样，而蓄意回避“侵略战争”这一用用词。 日本军国主义的兽行：先人的血泪历史真相史这样的！从对旅顺口的血腥屠城，到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近代以来，日军在中国制造惨案150多起，杀戮中国人3000多万——档案数据力证南京大屠杀真实性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89件日本侵华档案，虽仅为该馆所藏日本侵华档案中的极小部分，但真实记录和反映了日本侵华的各种罪恶活动。这次公布的日本侵华档案中，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档案。例如1938年2月华中宪兵队关于“南京地区治安恢复状况”的两份报告，尽管过去已有同类档案面世，但仍再一次印证日军当时也认定“事变前”(指日本所称“七七事变”或“八一三事变”之前)南京人口有100万(不包括下关、句容等地人口)，至1938年2月“返还人口”则为30余万人。从日语词意和用词惯例讲，此“返还人口”即统计时的实有人口。被日军杀害饿慰安妇尸体 由国际红十字会人员拉去掩埋这组日军认可或出自日军之手的统计数字，使日本右翼否认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基本论据(大屠杀前南京人口已不足30万)不攻自破。如果有人说“事变前”(六七月间)距日军攻陷南京进行大屠杀尚有半年之余，南京人口有可能骤然降低，但这种说法属于片面思辨，无效置疑。在此半年内，南京人口可能发生变化，既有南京人口逃出避难，也有南京以外人口逃入避难，既有部队的调出，也有部队的调入。所以，对南京人口的变化不能仅做单向推理，如果没有日军攻陷南京前夕的确切统计数字，则南京沦陷前有人口100万，这一点是难以置疑的。其实，在南京大屠杀人数问题上，我们有可靠的统计和严密的推算，没有必要按日本右翼设定的“套路”走。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日本一些人常提出“七七事变谁先打第一枪”、“南京人口有多少”一类末节问题，企图将研究引入歧途，我们必须加以注意。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一手建立的对于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即性奴隶制度，日本政府知其乃极不光彩之事，故至今不承认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因而拒绝道歉并赔偿。但前述关于“南京地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等档案则明确记述，“在各军驻屯地慰安设施都大致配设完毕，本旬并于管辖区内新增设之”，而且对日军驻屯兵员数、慰安妇人数及组成、一名慰安妇应对士兵数及慰安所使用状况均一一详加记录。例如，1938年2月，在南京日军驻兵2.5万人，慰安妇141人，一名慰安妇应对178名士兵;在芜湖的109名慰安妇中，有48名日本人，36名朝鲜人，25名中国人。此外，还有一件来自伪满中央银行的档案，乃是该行资金部外资课的一份电话记录，显示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日军7990部队自徐州向该行鞍山支店先后四次汇款共53.2万日元，欲用这笔在当时颇为巨额的军用公款“采购”慰安妇，而且这类资金的存取使用皆需持关东军第四课的证明办理。这是第一次发现日军使用军费公开“采购”慰安妇的档案，对于慰安妇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爪哇宪兵队、关东宪兵队、北安及鸡宁、东宁宪兵队的《军人犯罪调查表》、《宪兵月报》、《通信检阅月报》、《邮检月报》、《思想对策月报》、《思想半月报》等档案也记录有慰安妇管理的相关问题。可以说，这些档案明确无误地反映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一手建立的，从设立并管理慰安所，到“采购”、“招募”、管理慰安妇，日本军队乃主要行为者。因此，当时的日本军部和内阁难辞其责。从这种意义上讲，建立慰安妇制度完全是日本侵略扩张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国家行为。枭首示众被强暴后惨遭杀害的妇女还须指出，对前述用军费公款“采购”慰安妇，不能理解为这些款项最后均由慰安妇得到，实际上，这些款项主要是运作费。已有很多资料证明被“招募”的慰安妇很少能得到资金报偿，即便得到也是微不足道。大量历史资料还证明，日军在中国、朝鲜等地进行所谓“招募”慰安妇的方式，除了欺骗，更多的是强掳。有日本政客将慰安妇类比为公娼制度，说“战时还要多给钱”，这纯属掩盖罪恶事实的不知羞耻的言论，慰安妇制度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恶本质的核心内容之一。日军施暴已毫无人性可言侵华日军及宪兵队的邮检制度严重侵犯通信自由，但因此形成的各类《邮检月报》大量记录了日军士兵施暴时的真实心理状态，乃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一名日军士兵在信中写道:“刺杀了一名中国人，心情不是很好。……刺刀刺人，就像切豆腐一样。”还有一名士兵写道:“在大扫荡中，所有(中国)男子都被枪杀，此情景实在悲惨。妇女及女孩们的哭喊声让人于心不忍。看见小孩子被扔弃不禁落泪。但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入火中，其时的心情难以言表。”硫酸烧人？实验？这些记录真实反映了日本侵略军士兵的残忍暴戾、毫无人性，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永不能原谅。但也有人认为这些日军士兵对中国人如此残暴，但也思念自己的妻儿父母，因而这是人性的分裂和扭曲。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日军士兵早已被洗脑，忠于天皇，努力“圣战”，他们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杀人机器的忠实组成部分。他们用活人练刺杀、做试验、残杀妇女儿童，不允许有丝毫的人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人性的不可分割的完整内涵。日军士兵思念自己的妻儿父母，却对别人的妻儿父母残忍无比，这已不是世间推崇的普遍价值观中的人性的表现，不过是对他们所具有的军国主义杀人本性的自我美化和精神安慰而已。目击者举证粉碎日军“毁尸灭迹”企图草鞋峡，是指南京幕府山与长江之间，西自上元门、东抵燕子矶之间的一段狭窄地域，全长约10公里。当时草鞋峡是江滩与农田，今天是打造一新的幕燕滨江风光带。而1937年12月18日的夜晚，草鞋峡是人间地狱。战后参加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法官梅汝璈回忆：“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只怕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当时日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除少数已被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戮，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孩子有错么根据《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一书，实施屠杀时，因腿部受伤躲在老虎山山洞中的南京警察鲁甦目睹了惨状，并在战后向首都地方法院出具证词。屠杀后第二天，鲁甦的山洞中来了二个“血人”，“衣服均被烧焦”，他们在日军扫射时，“佯卧地上，拖尸盖身”得以逃生，他们都指出“尸积如山……(日军)灌以煤油纵火焚烧”的屠杀经过。而日本记者本多胜一通过采访参与草鞋峡屠杀的日军士兵，在《通向南京之路》中描述了整个过程。日军士兵为“彻底处理”，一整夜都在进行刀刺、火烧。最后，“身上被尸油燃烧的油烟熏得乌黑，如痴如呆地回去了，那天像死去了一样睡了一整天。”日本战犯自述：一个人便强奸39名妇女日本战犯侵华期间，强奸妇女的行为司空见惯，在这些战犯的自供中，多数人都犯有强奸罪行。如战犯菊地修一自供说：1941年9月上旬，“在偏关城内宪兵队，由特务工作队领来妇女3名，叫她们在筵席上斟酒后，23时我在宪兵队把22岁左右的妇女强奸了，并纵容部下军官2名强奸其它妇女2名”。菊地修一不但随意强奸妇女，还反复强奸同一妇女，据他自供说：(1942年)5月上旬，“叫翻译把从大同市来神池城1名19岁中国女性带到神池城内翻译家里强奸了，以后又强奸该女性3次”。侵华期间，仅菊地修一一人便“个人强奸39名”。除了单个强奸案例外，日本战犯还供述常常进行轮奸。战犯住冈义一自述说：1942年3月下旬，“把拘留着的八路军女工作员(25岁左右)强奸后又由县警备队的士兵轮奸”。强奸妇女，日本战犯通常部分场合，不分年龄，如战犯神野久吉自供说：1942年9月13日，“在平鲁县二墩南方2公里半的某村，对一位3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她的家屋内将她强奸了”。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战犯毫无人性，对照看病人的妇女同样不留情，神野久吉在自供中说：被残酷杀害的3岁幼儿1945年6月7日，在广灵县南土岭村，“有一位2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看护着她丈夫的病，又有一位28岁左右的农民妇女给她在一起，在厕所的一角同时将其强奸了”。除自己进行强奸罪行外，日本战犯常常鼓励部下或者命令部下进行强奸罪行，战犯住冈义一自供说：1942年2月中旬，在太谷县新庄村后山的山洞中捉来村民4名，“我将其中二十二、三岁的妇女在我的房中将其强奸了，另外的约27岁的妇女，由部下二、三名轮奸”。日本战犯通常不放过任何女性，住冈义一在自供中说：1942年6月，在彰德县水冶镇大街宿营，“我将一家中20岁左右的姑娘强奸了，此后又叫部下强奸了其母亲”。不忍猝读的活体实验：割咽喉防止出声日本战犯侵华期间，除了肆意杀人和强奸妇女外，最违背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行是施放毒气和进行活体实验，这类罪行在日本战犯的自供中十分常见。如战犯铃木启久(日本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自供：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又如战犯住冈义一自供：1942年2月下旬，“掩护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名，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此间我的小队与中队一齐，在和顺县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其他二、三个村庄(村名不详)占领要点，对医务室的人员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类上涂抹细菌，又向盛饮水用的水缸中投细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入细菌的行动进行掩护”。除了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外，日军还在东北、山西等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战犯榊原秀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自供说：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参加了这种罪行。”被毁的家园活着的战士被剥光腿上的肉战犯菊地修一则更详细地描述了人体试验全过程：同月(1941年9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俘虏1名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首先把咽喉割开，不叫出声，施行盲肠手术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就那样搁在医务室，看经过的情况。第3天14时许，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尸体埋在当场”。日本人进行活体实验的对象包括战俘、中国爱国人士，更有大量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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