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何多光棍？民国光棍很多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男子，娶妻还是相当容易的——给婚姻介绍所一两百块大洋的介绍费，只要你不挑，当天就能见到人，对方同意的话，下个月就能摆酒、领证——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男同胞暂时单身，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对象，而是因为他们要求高了、不愿意将就了。可是在民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民国那会儿，一个中国男子要找个对象，除非你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否则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光棍。举个例子：当年国民政府在北平搞“济良所”，将被拐卖的妇女从妓院里解救出来、暂时收容在“济良所”里，立马就有大量的北平老光棍前来围观，都说“我要”——要来干什么?要来当老婆!因为当时呀，在社会上讨个老婆不容易，“济良所”里面这些女娃，虽然说做过“那行生意”，但是也总比没老婆打光棍强吧。民国这“济良所”的领导们那也是鬼精鬼精的，立马从中看到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他们向北平的老光棍们伸手，说：“要见女娃儿，先给介绍费”，那北平老光棍们也没办法，该掏的还是得掏，挑了个女娃儿回去结婚，逢人就骂那“济良所”，说“济良所”那个所谓的政府机构，比他妈妓院还要黑。这就是民国当年发生的事。再来一个例子。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办起了一个“日侨收容所”，收容了一大批滞留在华的日本女人，很快，也有一大群的南京老光棍围了上来，也纷纷说“我要”——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也将这些日本女人，逐个分配给了南京的这些老光棍，当老婆，过日子去了——日本鬼子的女人也是女人，总比没有女人强。在战后那段日子，南京城里流行一个说法，叫做——“人穷照样有老婆”。在民国时期的国语地区，有一句这样的俗话：“有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女人要嫁人是容易的，但是男人要娶老婆那就难了——你得有本事。在方言地区，这句俗话则有各自的版本，例如在江西省瑞金县，是这样说的——“世间总有老单只，从来唔见老妮客”，这是瑞金方言，字面意思也是一样的：“有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地不分南北，都是遍地光棍，到处都是关于光棍的谚语和民谣，这些关于光棍的谚语和民谣，我举几个例子如下：湖南平江——“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福建龙岩——“三斤肉，一顿吃;衣裳破，无人补”;湖南长沙——“单身汉，是神仙，半升米，上得天”;浙西——“光棍好比活神仙;一把雨伞到天边;吃个在肚里，着个在身上;生起病来叫皇天”;江苏连云港——“光棍汉好做，五更天难挨”;浙东——“光棍好做，正六难过”。这些谚语和民谣，有的是嘲笑光棍，有的也隐隐约约对光棍这个群体，透露出了一丝的同情。其中，江苏连云港和浙东的这两则，却是直接道出了光棍汉的典型困境——性饥渴：江苏连云港——“光棍汉好做，五更天难挨”——所谓“五更天”，就是指的天亮之前的几个小时，夜半梦醒，突然性致盎然，可是枕边却是空荡荡的，因而只能自撸，要么就一直熬到天亮，天亮之后，再想办法，去个什么地方解决下算了。浙东——“光棍好做，正六难过”——这里所谓“正六”，指的是“正月”和“六月”，为什么光棍在正月和六月会特别难熬呢?因为正月是春节期间，大过年的，女孩子往往打扮得很漂亮;而六月则正是炎热时分，女孩子穿的少，肉光闪闪，光棍只能看，不能碰，浑身难受，真是煎熬。在中国的民国史上，光棍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历史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民国婚恋市场上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也许是造成民国社会不稳定的客观因素之一。以山东济南为例。依据韩国学者金亨洌在其论文《近代山东城市社会环境的变化》中的统计，民国时代的济南，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40比100——也就是说，每140个男子当中，至少有40名找不到对象、打光棍。再看一例：《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0年5月9日记录：浙江省人口普查显示：女人比男人少了二百五十万人。又，依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1912年中国全国男女比例，大约为122比100。换言之：每122个男子当中，至少有22个男子找不到对象。让我们看看今天，就知道当年问题有多严重：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男女人口比例，为105.2比100。也就是说：每105个男子，只有5个左右找不到对象，绝大多数男人，是可以成家立室的。相比之下，民国初年男女人口比重问题(122比100)，可想而知，该有多严重。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自然状态下，男女人口的出生比例，约为105：100。那么，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140比100、122比100、甚至在一个省内(浙江)，女人比男人少了二百五十万人这样严重的情况呢?女人不会无端从人间蒸发。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旧事重提，讲一讲民国时期城乡普遍流行的一个恶习：溺死女婴。“溺死女婴” 这个事，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由于家贫以及“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溺死初生女婴的现象——当然了，溺死，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法，在民国时期，父亲(通常是父亲)杀死初生女婴的办法有许多种，除了溺死之外，还有捂死、弃野、掐死等，各种办法都有。为什么那个年代中国当父母的，能忍心溺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家穷;其次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民国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认为：养女儿是亏本的，不但是养不起，而且就算是勉强养大之后，女儿嫁到婆家去，从此事事向着婆家、就不再是娘家的人了，也就是说——白养了。当年的国民，尤其是农村里的，普遍都是怎么想。本来就穷，谁还愿意养那么多女娃?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地，溺死女婴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就导致了前面所提到的全国男女122比100，其中济南更是男女140比100的性别严重失衡现象。而众所周知的是，男女人口比例的警戒线，一般是107比100——民国初年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已经严重超标。在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还出现了雪上加霜的现象：一夫多妻制。民国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实质上就是一夫多妻制。例如，袁世凯有10个妻妾。四川军阀杨森，有12个妻妾，号称“渝舍十二钗”。在民国时期，中国官界、商界各种 “成功人士” 广泛存在一夫多妻现象，这个众所周知，读者耳熟能详，笔者也就不必列举了。这还不算。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存在合法的公娼制度，外加暗娼行业。因此，又有一部分青年女性脱离了婚恋市场、从事皮肉生涯去了。依据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 S.D.Gamble 调查的数据，当时的上海市每 137 个人 (不分男女) 之中，就有一个是娼妓。而到了1935年，上海市更是发展到了每 20 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娼妓。本来男女比例早就超过了人口男女比例警戒线(107比100)，而且婚姻制度还不公平(一夫多妻制)，不但如此，还存在着娼妓制度.........在凡此种种、雪上加霜之下，依此推算，在民国的婚恋市场上，实际的男女比例，很有可能是在150：100上下。换言之：全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男子，讨不到老婆、无法成家——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甚至还是保守的推算。而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口中单身男性比例的攀升，会导致暴力行为的增多、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举捻军为例。学者邢采、张希、牛建林的论文《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性别失衡间接导致捻军暴乱一事，作了系统的研究——1851年至 1863 年的捻军叛乱，是探讨性别失衡导致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了男女129比100, 有高达 25%的男性至死未婚。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仇视社会，心理扭曲，成为无家可归的土匪，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捻军,对当时的满清统治者，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一类研究，福建先民开发台湾岛的历史，也有同样的说法。在清朝初期，清政府禁止福建汉人携带女性家属前往台湾岛拓荒、造成了台湾存在大量的光棍、并因此严重危害了当时台湾岛上的治安。资料《噶玛兰厅志》对台湾岛开拓初期“光棍危害治安”的情况，有以下的记载：“……..台湾一种无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卖，不负载道路，俗指谓罗汉脚。嫖赌摸窃，械斗树旗，靡所不为。曷言乎罗汉脚也?谓其单身游食四方，随处结党;且衫裤不全，赤脚终生也……..”男人没有家庭，就没有束缚，没有束缚，就没有后顾之忧，也就什么都敢干，社会因此就难以稳定——当今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尽量劝说双方不离婚，就是这个思路。当然，这里说的是光棍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但这个话题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题目，因此在此不作深究，为免跑题，一笔带过。讲到这里，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何多光棍?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比较清晰的了，在此，笔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事实，再作一次梳理和总结如下：1、民国时期由于国民贫穷，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家庭生下女婴，有溺死女婴的恶习，当然并非人人都这样干，但是当时这样做的人，比例并不小。这样一来，长大之后的娃娃，就是男多女少，这造成了男女人口比例的第一次失衡;2、民国时期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城乡地主、财主、乡绅、官老爷、武官基本上都娶多个妻妾，这再一次加重了中国青年婚恋市场上的男女失衡状态;3、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实行娼妓合法的制度。有一大批的女子远离婚恋市场、从事皮肉生涯去了——这样一来，青年婚恋市场上的女子，进一步减少，中华民国男子的娶妻一事，就更是僧多粥少，变得雪上加霜了。综上所述，由于民国时期存在上述种种的社会背景，也就有了民国元年122比100 的全国男女性别比，也因而有了民国时期遍地光棍的社会现象——而至于“民国多光棍”的社会现象，对民国时期社会的不稳定，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也许需要另文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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