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是一个想做皇帝的匈奴单于 十六国政权的开幕者 反晋复汉
刘渊是汉化匈奴贵族后裔，看见西晋日趋衰败、各地流民纷纷起义反晋的浪潮中，趁势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
刘渊的母亲是刘邦宗室的女儿，也算是刘氏宗亲。当时刘邦作主把自己宗亲女儿嫁给冒顿单于，其实也算是和亲的意思。刘邦和冒顿单于结拜为兄弟。所以他的后人都跟母亲姓刘。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后裔。所以他也是匈奴族。就因为他是匈奴族的人，有一个时段他作为人质在住在洛阳，受到当时曹魏的大臣司马昭的厚待。
后来因为他的才能过人，被王浑推荐给当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看到他仪表非凡，谈吐举止得体，很是赏识他。想留他在身边为自己所用。可是也有一部的大臣出来劝诫：“这是外族，弄不好这是一个野心家的计谋。先在皇帝身边称臣，然后等待时机抢夺江山。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听了之后也就作罢，心里也有几分这种思想，毕竟刘渊是匈奴人，多少有点不太相信刘渊的为人。
后来他接替去世的父亲当了左部帅，因为才能出色，再后来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晋武帝死后西晋“八王之乱”，到处战争不断，晋朝日益衰落，已走到末期。那时急需要一位英明的领导出来主持江山，刚好这个时候刘渊称王的所有时机已成熟，于是他在永嘉二年，正式称帝，年号为“永凤”。刘渊政权是第一个汉化的匈奴政权。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刘渊的政权虽然不断在动荡，但他的当权为少数民族汉化，和各民族的深层次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渊出生于曹魏嘉平年间，在这个时期甚至更早，南匈奴贵族们就已经开始让后代接受纯粹的汉化教育。《晋书》中，老年匈奴刘宣、中年匈奴刘渊、陈元达、青年匈奴刘聪、刘曜，都好读汉人书籍，能熟稔地运用汉人典故，甚至说话口吻都在仿效汉人先贤。这种卯足了劲努力汉化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痛苦的，比如刘聪“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这种尚武风格是匈奴人本色，但同时他又“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从日后行迹而观，刘聪更像一个武夫，他的诗文质量有多少高，是令人怀疑的，但仅以数量论，他的勤勉已足以使人动容。匈奴如此努力，其动机与今日的我们考公务员无不同，就是想混进体制内。刘宣也好、刘渊也好，他们最初的人生目标都是成为金日磾，出仕汉人的朝廷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魏晋时代是以离经叛道的“魏晋风度”与虚无缥缈的玄学留名后世的，但这是文化界、思想界的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是坚定不移地以儒学为正教的。河内司马氏原本就是经学世家，得国之后，更是标榜以孝礼治天下，只是此时仁义孝礼的高调与礼坏乐崩的现实反差实在太远，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反动。又遇上晋武帝、晋惠帝两个皇帝一个宽厚、一个弱智，对于意识形态放任不管，玄学这才渐渐渗透到庙堂，成为新的时尚。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与官员喜好公然相背离的情况，颇类同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前苏联。
作为远在并州的土鳖，匈奴并不知道洛阳中枢的达官贵人们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孜孜不倦读着圣贤书，刘渊尤其是个好学生。作为匈奴，刘渊“猿臂善射，膂力过人”；作为汉文化的仰慕者，刘渊很早就掌握了儒教里那些夸张矫情的表达技巧，他七岁时在母亲丧礼上的哀伤表现，令太原王氏的当家人王昶都赞叹不已。太原王氏是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大户，王昶时任司空，假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是当时最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之一。
刘渊又曾远游上党郡，师事大儒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曾对同学说：“我每次读《汉书》，看到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就感到鄙夷。君子应该以一物之不知为耻。前者遇到汉高祖都不能立功封侯，后者遇到汉文帝都不能振兴礼乐教化，真是太可惜了！”——理想嘛，是放在心里默默想默默做的。刘渊此言，用意不过是“我刘渊文武双全，乞求售于帝王家，拜托同学们替我延誉，谢谢！”类似于今天的入党申请书。
由于刘豹过于强大，让人不安，执政者要求刘豹表达忠心。地方势力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派至亲去做人质，这一行为后来形成制度，晋朝的地方都督外出统兵，都要把家人搬到洛阳去居住。当时塞外的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给刘豹做出了榜样，派儿子沙漠汗到洛阳做了质子，刘豹有样学样，刘渊因此搬家去了洛阳。这是曹魏咸熙年间的事，刘渊大约十五岁。
尽管是去做人质，但刘渊并不排斥洛阳。金马门前集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彼时论天下繁华，无过于洛阳；论人物衣冠，也无过于洛阳。刘渊显然憧憬过他的仕途，从铜驼街上的少年，到待诏司马门的贤良，最后出将入相，封侯万里，留名千载。
这种憧憬持续了好多年。太原王氏始终与刘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王昶死后，儿子王浑继续被委以重任，先后都督淮北、豫州、扬州诸军事，王浑的儿子王济则成为晋武帝的女婿，深得皇帝宠信。王浑多次向晋武帝推荐刘渊，次数多了，晋武帝被勾起好奇心，召来刘渊谈心。一谈之下，果然是人才，晋武帝大悦，对王济说：“刘元海仪表不凡，见识过人，由余与金日磾也不过如此啊。”
拿刘渊与由余、金日磾做比较，表示晋武帝存有启用之心。王济当即趁热打铁，说如果让刘渊去淮南领兵打仗，“吴会不足平也”。晋武帝点头称善，眼看这事要成，身旁孔恂、杨珧泼来一盆冷水，说刘渊确实是人才，但这人才并不好使，兵给少了，不足以成事，兵给多了，平定江南之后刘渊可否还是陛下的臣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陛下请三思！晋武帝默然，此事遂罢。同样的场景在泰始末年又重演过一回。当时关陇爆发秃发树机能叛乱，凉州失守，尚书仆射李熹提议让刘渊率领匈奴去平叛。反对者依然是孔恂，理由依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两回碰壁，表明在晋武帝心目中刘渊终究只是个匈奴人质。所谓“由余与金日磾也不过如此”云云，只是这位宽厚长者的客套话罢了。从曹魏咸熙年间到西晋咸宁年间，刘渊整个青年时期都是在洛阳度过的。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遇上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这段经历必然会对刘渊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如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忍受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在习惯于汉人贵族锦衣玉食、纤巧华美的生活之后，即使是匈奴，也无法对游牧民族原始粗犷的生活产生向往。
刘渊在洛阳期间，已迅速追赶上潮流脱儒入玄。他掌握了中朝名士那套虚伪矫情的语言，用恬淡无求的姿态包裹浓郁的名利心；他甚至学会了长啸，这是魏晋名士的招牌动作，不会长啸，无以称名士，肺活量太浅，做不了大名士。刘渊离开洛阳时，已是上流社会的知名人物。因其遗惠，其子刘聪游历洛阳时，受到的待遇远超过一个弱冠少年所应当得到的。名士领袖乐广、张华都对刘聪做出非常优异的评价，王济甚至领着刘聪去拜访洛阳权贵，他们拜访了当时还是豫章王的司马炽，司马炽与刘聪交换了各自创作的诗文，还进了射箭比赛，比赛的公正性并没有因为双方地位悬殊而受到影响，比赛结果暗合了这两位未来皇帝的命运，司马炽得九筹，刘聪得十二筹，刘聪胜。
在表面上，刘渊已实现夙愿，混入西晋社会的主流，他在洛阳建立的良好人脉换来西晋政府始终如一的信任。咸宁年间刘豹病死，刘渊接任匈奴左部帅，到了太康年间，晋武帝任命他为北部都尉；晋惠帝继位后，封他为“汉光乡侯”，又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这等于公然将整个匈奴五部交到刘渊手中。刘渊能成为匈奴大单于，晋武帝、晋惠帝父子功劳最大。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刘渊对匈奴大单于兴趣并不大，他是想做金日磾的，但成为金日磾的机会，晋武帝始终没有给予。在洛阳的最后几年，刘渊进退维谷，十分痛苦。别的京漂如果心灰意冷，还可以黯然回乡，唯独刘渊不行，谁让你是人质呢？青州东莱人王弥也是个京漂，漂了几年之后认清形势，决定返回家乡。刘渊给他饯行，满腹委屈憋不住，痛哭流涕，说：“王浑、李憙二位大人以乡曲见知，多次为我举荐，不料馋言因此而起。我本没有仕进之心，这是足下知道的，二位大人的举荐非我所愿，只会给我带来灾祸。恐怕我将死在洛阳，今日与你永别。”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王弥也是眼泪哗啦啦的，两人长嘘短叹，都喝高了。喝高了的刘渊“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当时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就在附近，看到这边热闹就派人过来查看，把刘渊的满腹怨言都听了去。齐王回到宫里，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晋武帝并没有因此杀刘渊，他是个缺乏远见的平庸皇帝，也是个宽厚长者。身旁王浑说了几句“要以德服人、不宜无根无据杀掉质子”的话，晋武帝点点头，说，王浑说得对。
就如汉人政府对刘渊既欣赏又提防的态度一样，刘渊对于汉人政府、对于华夏文明，也怀有无法简单言表的复杂感情，这种情绪也许如同我们回想初恋，甜蜜与苦涩并存，还有一丝眷恋。即如初恋往往会影响我们的择偶标准，在刘渊返回偏僻荒凉的故乡，得悉内战已起，洛阳繁华不再之后，“再建一个盛世”的念头，可能曾在刘渊的脑子里闪现过。这个盛世，自然不会是匈奴社会的盛世，而是晋武帝“太康盛世”的那种盛世。
但是，即使这种愿望真的存在，也只会是刘渊一个人的愿望，大多数匈奴在汉人的盛世里已经受够了。即如一切社会变革都会有某些群体沦为牺牲品，这些对本部落大人惟命是从、追随内附到并州的匈奴们，境遇非常悲惨。长期居住在并州，清楚匈奴苦难的刘宣用八个字总结族人境况，“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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