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羊吃白菜”谣言，谁是最大受益者？慈禧借机为大清续命数十年！
清朝末期有许多著名的冤假错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著名的“羊吃白菜”谣言，谁是最大受益者？慈禧借机为大清续命数十年！
葛家怀疑葛品连暴毙是被人所害，匆匆报官，哪知此案经过余杭知县刘锡彤的一番审理后，迅速从一件平民死亡案演变为引发整个浙江官场地震的大案。
那么，为什么一位豆腐店伙计之死竟能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说起葛品连之死，就不得不提他的妻子葛毕氏。早在葛品连去世之前，坊间就有关于他妻子葛毕氏的传言。
葛毕氏是位长相清秀的姑娘，因她爱穿绿衣白裤，人送外号“小白菜”。葛毕氏与葛品连成婚后，夫妻二人租住在举人杨乃武家中。
平日里，葛品连上班早出晚归，留下妻子一人在家，作为房东的杨乃武出于好意时常照顾葛毕氏，有时邀请她一起吃饭，有时还会教她读书识字。
可惜，这段房东与房客和谐相处的友善关系却在市井流言中变了味，街坊四邻见杨乃武与葛毕氏时常孤男寡女在一起吃饭教经，渐渐传出了“羊吃白菜”的风流韵事。
这些传言惹怒了葛品连，葛品连有一天假意去上班，暗中却折返家中躲在房檐下偷偷监视，想要捉住妻子出轨的证据。
不过，葛品连到家后，却看见妻子虽然与杨乃武一起说话，但两人之间清清白白，并无逾越之举。
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葛品连仍不放心，不久后，葛品连便带着妻子搬离了杨乃武家。
1873年十月初七，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患痧症身亡，对于葛品连的突然死亡，街坊邻居很快便传出了各种猜测，鉴于之前的流言蜚语，很快便有了“通奸杀夫”的声音传出。毕秀姑的婆婆信以为真，便一直诉状将杨乃武告到了县令刘锡彤处。刘锡彤为了报复杨乃武，逐制造了此冤案。(另说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刘子和迷奸了毕秀姑，又将其丈夫毒死，刘锡彤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官位)。
不论案由到底是什么，鉴于刘锡彤和杨乃武此前的不和，徇私报复之下，已经基本为此案定下了基调，一件冤案就此发生。
仵作在对葛品连验尸时，因为操作失误(或故意)，用未消毒的银针刺入尸骨，导致银针变黑而误判为葛品连中毒身亡。于是，杨乃武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头号嫌疑犯，不过由于杨乃武有功名在身，在其不承认的情况下，刘锡彤也无法下手，只好先将心思用在了小白菜身上。
小白菜被带回县衙之后，并不承认自己谋杀亲夫的罪名，对于一个民女，刘锡彤可就没有什么顾忌了，立即便对其用刑，根据史料记载，刘锡彤当时用的大刑极为残忍，例如用烧红的铁丝刺其双乳，滚烫的锡熔浇其脊背。一番刑讯逼供之下，小白菜被迫招供，说自己与杨乃武早有奸情，为了长相厮守，杨乃武于十月初五买到砒霜交给自己，自己于是趁机毒死了丈夫。
按照当时的法律，要定罪必须要拿到当事人的口供，在搞定小白菜之后，刘锡彤便开始回头对付杨乃武。由于杨乃武矢口否认，并声称案发时自己并不在余杭，刘锡彤便想再度上演一出屈打成招，迫使其认罪。于是，刘锡彤便以小白菜的口供为证据，向杭州府行文，要求革去杨乃武的功名，然后迅速对其用刑。虽然杨乃武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状，但刘锡彤还是想办法拿到了他的口供。
为了将案子做实，刘锡彤还迫使药店店主钱坦承认曾卖药给杨乃武。在刘锡彤的一通操作之下，冤案就此做实，小白菜以“谋杀亲夫”之罪被判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夺妇谋夫”之罪被判斩立决，并报呈杭州府核定。杭州知府审核后呈报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巡抚草草核定后，便将案件上报了刑部。
杨乃武被判死之后，其胞姐杨淑英和当地士绅多次上诉，历时两年之久，但均因刘锡彤的上下疏通和当地上下官员的官官相护而失败。
眼看在当地已经翻案无望，在浙江士绅的支持下，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来到狱中让杨乃武写了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状告浙江上下官员。再加上当时《申报》的报道此案顿时轰动朝野，朝廷于是下旨令刑部重审此案。
光绪二年三月，杨乃武、小白菜毕秀姑以及相关人证、卷宗相继解送到京。五月，刑部举行三法司会审，即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参与会审。这是清代审讯京控大案的制度性安排。帝国最后的洗冤机器终于让杨乃武撬动了。
会审的第一天，朝廷各部院的御史、侍郎以及夏同善、边保泉、汪树屏、吴以同等人都参加了陪审或观审。杨乃武将案情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削辩，称自己既未与毕秀姑通奸，更无合谋毒死毕秀姑亲夫之事，在府在省的供词，都是畏刑诬服，死实不甘。毕秀姑也口呼冤枉。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最后一天提全案犯人及人证当堂对质，质讯的结果是葛品连之死与杨乃武无关，毕秀姑也没下毒。最后三司审议决定：调尸复验，了结全案。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堂官、司官、仵作、差役，带同全部人犯人证，到京城海会寺开棺验尸，发现葛品连尸骨并无中毒迹象。至此，案情大白，杨乃武与毕秀姑果然受了冤枉。
那么，已经被证明是清白之身的杨乃武应该理所当然地获得平反了吧?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按照清律例，如果杨案平反，杨昌浚、刘锡彤等必被追究错判的责任。朝廷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代表，极力反对平反：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此是铁案，证据确凿。
当时丁宝桢恰好在北京，听说刑部要参革浙江巡抚杨昌浚及其他原审官员，竟跑到刑部大发雷霆，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桑春荣“欲见好于外官，觊杨昌浚之书帕(贿赂的雅称)”，因此有意从轻发落杨昌浚，甚至吩咐刑部堂官细细审讯杨乃武与毕秀姑，逼他们“自伏通奸罪”。另一名满籍的刑部尚书皂保(清代的中央各部均设两名尚书，一名汉人，一名满人)因为受了杨昌浚厚贿，也不主张翻案。大学士宝鋆是刘锡彤的乡榜同年，也欲回护杨昌浚与刘锡彤(杨白案初审县官)。
另一派以翁同龢为代表，包括夏同善、边宝泉等，则力主平反杨乃武案、惩办冤案制造者。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结案奏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还关在监牢里的杨乃武暗自焦急，度日如年。一直拖到光绪三年二月十日，刑部才向两宫上奏杨案会审结果，推翻原审判决，并建议处分错判的官员。
二月十六日，谕旨下：杨乃武因“不知远嫌”，与毕秀姑同室教经、同桌吃饭，杖一百，革除举人功名，不得恢复;毕秀姑“实属不守妇道”，仗八十。薄惩后均释放回家，其时恰是“孤山梅绽”时节。
同时，谕旨判处：冤案始作俑者刘锡彤发配黑龙江效力赎罪(其子刘子翰奸污毕秀姑的情节则未被承认);杭州知府陈鲁、查案不实的候补知县郑锡滜、协助钦差主审的宁波知府边保诚及其他承审官员均革职;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因业已病故、复审此案的湖州知府许瑶光因“尚未拟结”，免予追究;杨昌浚与胡瑞澜两大员则“即行革职”。
刑部的奏疏其实并未对杨昌浚、胡瑞澜提出参革意见，慈禧之所以痛下决心拿地方大员“开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御史王昕在翁同龢授意下上了关键一疏。王昕的奏疏将平反杨案的意义，从还杨乃武一人之清白提升到重塑朝廷之威权的高度。这份奏疏写得非常有气势，有必要摘录下来，为了更方便阅读，我略作了翻译：
皇上圣明，再三下旨详审杨乃武案，这是为了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仅仅是给杨乃武与毕秀姑雪冤理枉而已。这一案件，饬交巡抚杨昌浚详核于前，钦派学政胡瑞澜复审于后，他们理应悉心审讯，问出实情，方不负皇上苦心。万不料他们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竟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实是因病身亡，由此可知原审的供招证据尽属捏造。借着一个因病身亡之人，罗织罪名，冤屈无辜，制造冤狱，逼害良民，始作俑者刘锡彤固然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浚、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以如此结党朋比、官官相护?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惟恐翻案，已属乖谬，而在复奏皇上时更胡说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却无关罪名出入云云，饰词狡辩，淆惑圣聪，居心何在?杨昌浚则在刑部奉旨提取人证时，竟公然放言：上调正犯确供为凭就行了，纷纷提解，不是给地方增添拖累么?刑部实在不应请提，皇上实在不应允准。听听，此人心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愚臣寻思，胡瑞澜、杨昌浚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现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此等罪过，岂止是寻常案件的误判错判可比?
愚臣想到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督抚明知其冤，却谎报误控;又见钦差查办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朋比瞻徇的积习，牢不可破。现在正是朝廷扭转这股歪风邪气的时机了。
愚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会稍事姑容。只是想到案情如此荒唐，大员如此欺罔，若没有追究原审大吏下屈无辜、上欺朝廷之罪，恐不足以为朝廷树法威、给官员示惩儆。否则，只怕胡瑞澜、杨昌浚开了先例，以后官员更无顾忌。大臣尚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啊!所以，愚臣伏请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浚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
王昕此疏，可谓说到了慈禧心坎上。自太平天国运动以降，清廷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中央权威已经不断下移，地方督抚势力逐渐崛起，出现朝廷不乐见的“内轻外重”、“弱干强枝”之势。而且，当时光绪皇帝刚以冲龄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对地方大员的“朋比之势”、朝廷的“孤立之忧”更为敏感和忌讳。所以慈禧需要借着平反杨乃武案的名义，对“藐法欺君”的地方大员略施惩戒，以儆效尤，为朝廷立威。
这一件案子就此尘埃落地，杨乃武和毕秀姑被判无罪，而左宗棠所派去的30多名官员全部被革职查办，其势力也大受打击，而慈禧也通过这一件案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不过杨乃武与毕秀姑因在牢中备受酷刑，出狱后两人均落下一身残疾，就连当初杨乃武考中的举人也就此被淹没。事后杨乃武心如死灰，最红在家植桑养蚕度过晚年，后患病不治身亡，而毕秀姑因此事后，心中罪孽太多，便选择出家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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