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至死都不称帝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相信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魏国的一切事情都是曹操说了算，他曾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生前并非没有称帝的实力和机会，但他一直没有那么做，反而多次公开反对称帝，这是为什么呢?
在彻底统一北方之前，曹操至少3次坚决反对过所谓的废立之事，对刘汉朝廷公开表示支持：
第一次是反对许攸和王芬等人另立合肥侯的图谋。中平四年(187)前后，曹操担任都尉一职，有一次突然接到好友许攸写来的一封密信，许攸告诉他一个秘密计划，他们打算联合冀州刺史王芬，借汉灵帝出巡的时机将其扣押，之后另立新帝。
这件事的背后主使是袁绍，他身边有一个秘密小组织，称为“奔走之友”，许攸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们打听到汉灵帝要回冀州河间国老家，于是让王芬出面向朝廷要求扩充军队，待汉灵帝一来就发动政变，另立刘氏宗族的合肥侯为帝。
曹操当即表示反对，他给许攸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引用了霍光和伊尹的例子，说明废旧帝立新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劝他们不要做此打算。后来这件事败露了，许攸逃亡，王芬自杀。
第二次是反对袁绍另立刘虞为帝。董卓挟持汉朝廷，关东联军以袁绍为首与之对峙，为化解政治上的被动袁绍准备另立一位新皇帝，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袁绍给各路联军首领写信陈述他的想法，并派人携拥戴书幽州。
这时候曹操刚刚经过汴水失利到南方募兵，回来后袁绍就征求他的意见。据《魏书》记载，曹操直接表示反对，他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我们合大众、举义兵，天下莫不响应，这是因为义的缘故。现在幼主微弱，制于奸臣之手，但还没到亡国的地步，一旦改易“孰其安之”?
曹操表态，如果袁绍执意要另立新帝的话：“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袁绍不死心，派人私下里去说服曹操，对曹操说现在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大，天下群雄，谁能超过?曹操仍然不应，从此之后对袁绍更为反感，甚至“图诛灭之”。
第三次是反对袁术称帝。建安二年(197)春天，袁术突然在寿春称帝，震惊全国。在曹操看来，袁术的行为不仅是对汉室的叛逆，也是对自己的挑战。许县新朝廷运转不到一年袁术就公然分庭抗礼，不给他点教训，势必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术冒出来。曹操利用袁术与孙策、吕布之间的矛盾，拉拢他们共同讨伐袁术，后来又亲自东征，让袁术最终梦断江亭。
面对江山霸业的唾手可得，他为何没有走向地位的巅峰?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
董卓死后，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都没有敢称帝?
现在看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
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
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
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
(赤壁之战)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
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强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
不过仔细考察一下，会看到曹操不称帝也反对别人称帝，其心态在各个时期也略有不同：前期“奉天子”是他的口号，反对废立更符合他的战略利益，自己当然不会带头去做;中期，他已经具备了代汉自立的基础，或许产生过称帝的想法，但赤壁之战打乱了这个节奏;后期，年事已高的曹操彻底放弃了称帝的打算，决意把这件事留给子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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