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敢言直谏闻名，为何到了后来人人都畏首畏尾？
明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也是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朝代，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在明朝前期，大臣们往往都会冒死直言进谏，人人都正气凛然，为何到了后期却都畏首畏尾，无人敢谏?
明朝的制度很严苛，官员基本不敢贪污，而且明朝的官员工资都很低，既然无利可图，那就挣一个好名声，以便于可以名流千古，而大臣们对于此也是非常的热爱，到了中后期，便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风气，大臣们觉得与皇帝作对可以博得好名声，即便是被皇帝处罚，或者是杀掉也无所畏惧，如果皇帝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名字也会传遍天下，这次是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于是这些大臣便经常这样做，为了仅仅就是一个名声，甚至他们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有荣誉的，而有时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搞得君臣之间不和谐，与皇帝争论，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而往往争到最后，已经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了，而是为了所谓的名声，宁愿皇帝惩罚，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好像承认错误之后，自己就不是一个忠臣。
而在明朝的时候，有些官员如果因为争吵而被皇帝罢官，不仅不会感到失落，还会非常的高兴，在被贬的时候，官员和百姓都来相送，这是最大的荣誉，也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举国上下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气，而也是因为这种风气，所以是大明朝的大臣敢于直言不惧生死。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台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来，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过良好的运行。但明中叶以后，言官制度却日趋崩坏，以至于后来都没人敢于直言，这是为什么?
首先，言官的选任出现了问题。明初言官考选严格，制度缜密，对担任言官者要求极高，但明中叶以后，言官选拔逐渐随意起来，或专以某一“特长”取人，或全凭亲缘贿赂。比如成化初“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时唯资历选用;万历时选拔不仅将“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试完全成为形式，批卷还未结束，录取名单便出来了。
言官选用制度的崩坏直接导致言官队伍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万历时的御史陈登云上疏时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认为在言官队伍中刚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颜媚上的反占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数量也得不到保证，特别是万历以后，言官大多缺额不补。正常情况下，明代言官队伍总人数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数均有具体要求。但明中叶后，往往不循规制，缺陷缺额也不增补。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员，共缺三十七员”;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员如此严重，日常事务自然有诸多废弛。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及社会上弥漫着的奢靡之风不断冲击着当时的政治生活，也不断冲击着一向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著称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使得“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及“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成为明朝官场的一种常态。在中国古代皇权极度膨胀的背景下，言官能否发挥作用及能多大程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态度。总体来说，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虚心纳谏，鼓励直言;但明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隆、万时期，皇帝不喜谠言、厌薄言官，要么对言官摧辱杀戮，要么将言官的谏议束之高阁，不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谏失去了意义，还使得间接鼓励了“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的风气。
在皇权不断压抑、言官制度日趋崩溃及社会风气逐渐奢靡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言官群体也日渐分化乃至分崩离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与冷遇中，或身死、或贬黜，剩下的心灰意懒，丧失抱负。更多的言官则在同僚的鲜血与呻吟中战栗发抖，最终纷纷屈从阿顺皇权，随同溃烂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败衰竭的深渊，不得不说是传统士大夫和中国古代王朝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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