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到底误导了多少人？为什么古代伟人的出现，总伴随着某种天象的发生？
有句俗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真的吗？又有多少人被误导了呢，为何古代的伟人出现，总伴随着某种天象的发生？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
首先我们说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由于古代封建社会科技的不发达，受限于时代的限制，很多现在常见的天文现象在古人眼中 往往都用来预测吉凶的依据，因此古人对天象十分痴迷。
据记载春秋时期，我们的先辈就留下了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比欧洲早了近六百多年，同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完善的天文历法制度，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更是一部记载天文的著作，包含了人们对上天的认知。
此后历朝历代都留下了观测星象的著作，并且能将星象变幻结合到实际环境中去，早在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观看天文变幻推测出季节变化，可见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迅速，是中华文化的不朽发现，并且以此为依据创造出了天干地支纪年等等。
但是古人认为永恒就是真理，一旦事物脱离本质发生变化，往往预示着危机出现，而天象则经常出现变化，因此古人对于斗转星移都有自己的理解，企图通过这些变化来预知未来的发展轨迹，并且随着做出相应的对策。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化”，许多人通晓天文历法的人，往往能做出惊人的预测判断，因此成为被人敬仰的“神人”。
转回正题，我们再来说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话说西汉末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王莽乘机夺了帝位，当时，冯衍正好二十多岁，他博学多才，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很想有所作为。经过几年的混战，刘秀的势力越来越大。冯衍与田邑联兵抵抗，不久，刘秀捕获了田邑的父母和妻子来要挟田邑，田邑无奈，只得投降。田邑劝冯衍投降，冯衍大骂他不讲义气，不肯投降。
田邑见信后，他觉得冯衍没有看透事态的发展趋势。于是，他给冯衍回信说：“人们都说我为了父母、妻子而背叛了朋友，这实在是不理解我呀!现在刘秀势力强大，天下人都拥护他，统一天下必然由他完成，这是大势所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兴亡，都是命中注定。”一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使他忘记初心，放弃抵抗。以至于最后，刘秀平定各地势力，大获全胜。
如果田邑坚持和冯衍抵抗，结局可能就完全相反了，但是他相信宿命，没有坚持，最终以失败告终。古人不仅把生死归于命，而且他们也把富贵寄托于天，《论语》中，多次提到富贵，即使故作潇洒的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也让人感到对富贵念兹在兹，看不开，放不下。他们认为那些地主高官和一些富贵人的钱财都是上天给予的。
那么为何古代伟人的出现，总伴随着某种天象的发生？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司马迁就解答过了。
在《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当中，司马迁对鸿门宴这件事，可谓是毫不吝啬其笔墨。
根据记载，当时的项羽拥兵40万，而刘邦这边只有区区的10万人，兵力的悬殊不可谓不大，所以，根据兵力方面的对比，刘邦没有赢项羽的机会。项羽当时的亚父范增曾一再告诫项羽：“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所以，要尽早除掉刘邦，不然，此人日后必成大患。”
也许是范增当时的预感太超前，项羽最终没有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手，而历史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刘邦最终成为了大汉天子，而项羽最后饮恨乌江。司马迁将这段历史史实，与“究天人之际”结合到了一起，仔细读史记原著的时候，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司马迁总结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意思是：总是先看到上天形现，而后人间随之出现景象。
研究天人之际则要紧密的结合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要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天”的尊崇。曾经在深入研读《公羊春秋》时候，对于董仲舒关于“天人之应”的诸多讨论，有了一些感悟，可以说，他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相当大的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我们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对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生态和自然态度以及珍视。
《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如果，从这个方面谈“究天人之际”，我们可以发现：它极度的接近，我们现在谈的“环保”。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尊崇英雄主义的历史时期，当时的进取精神以及开放的风格，这些特点十分显著，这个历史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大跨步时代。
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极度的活跃，在创造方面收获颇丰。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追求以及视野的宽阔性上，都是后人难以追赶的。其中，关于“天人”和“古今”的关系，是当时乃至后来人都十分关注的一个命题。
汉武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
从这些方面综合看来，司马迁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论述，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意识，并且，具有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
毋庸置疑，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他关于历史的思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他在其著作中所表现的真知灼见，更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真思考的。而司马迁因为在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上与当时的统治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李陵之祸爆发，最终，激怒汉武帝惨遭腐刑之苦。但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历史研究得出的硕果，对同时代及后来人的影响都很深远。
“天”、“人”、“古”、“今”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史记》中，“天示”、“神示”、“梦遇”、“奇遇”、“预言”等等，司马迁对于“究天人之际”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客观世界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
司马迁的这种观念，使得许多历史史实里的真实原因变得愈加神秘，改变历史走向的不再是人，而是神灵，是神灵在主宰着这一切。然而，笔者乃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的信徒，虽然，是《史记》的忠实读者，但是，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见解，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
历史固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并不需要神怪与灵异，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本意。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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