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施粥救灾民，说不许拿脸盆喝粥，结果灾民们拿的碗比盆都大
历史上有许多趣谈，例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他施粥救灾民，说不许拿脸盆喝粥，结果灾民们拿的碗比盆都大。
此人就是王铎，明末清初著名画家，与董其昌并称为“南董北王”，王铎下笔纵横飘逸，骨气深厚，留下了不少传世名作，在东南亚地区流传极广，王铎除了书法造诣深厚，在绘画方面也十分突出，尤其擅长水墨画，留下的作品都被保存为国家级文物。
万历二十年·，王铎出生在乡下，家族世代以务农为生，虽说如此，父亲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教育，对他十分严格，11岁的时候就能临摹王羲之的作品，读了许多圣贤书，长大之后王铎开始跟随舅舅学习。
到了该娶亲的年纪，王铎家里却十分贫穷，一家人紧靠着几亩地生活，好在王铎十分好学，天启元年王铎赶赴京师准备参加考试，最终如愿中了进士，后来被朝廷授命为翰林院检讨，总算有了官职，也是在这一时期，王铎在书法上的造诣开始展现出来。
《临王羲之修载帖轴》，《兰亭序并律诗帖》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到了崇祯年间，王铎在京城担任祭祀职位，开始创作，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
明朝末年天下动荡，各地都在起义，不幸的是赶上灾年，庄稼颗粒无收，到处都是饿死的百姓，可谓天灾人祸聚到了一起，甚至传出了人吃人的惨剧，此时王铎仕途不顺，只好返乡专心研究作品，见到家乡灾害频发，王铎于心不忍，只不过家中也没有多少粮食，只好四处走访筹钱，甚至拿出自己的画作换钱，筹到钱款之后王铎从各地收取粮食，运到家乡施舍给灾民。
为了保证每一个灾民都能领到，王铎将粥铺放在自己门口，每天亲自监督，起初赈灾施粥十分顺利，但是好景不长，麻烦就找上门了，据说是其他地方的灾民听到王铎这里有免费的粥可以领，灾民们挤破头也要过来抢粥，灾民们越聚越多，这些人消耗了大量的粮食，甚至有许多人拿着盆就来了，而有的人等上一天也才只有一小碗而已。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王铎规定以后来领粥只能用小碗，而且只能一人领一碗，严禁用盆，这些灾民饿坏了，才不管什么规矩从土窑中找了许多容量极大的瓦碗，虽然名义上还是碗，但是却像盆子一样大，由此还留下了许多笑话，今天当地人有时候还笑谈“又不是去王铎家吃饭，何必要这么大的碗呢?”
王铎年轻时接受到了良好教育，使他很早就心怀天下，富有责任感，作为穷苦百姓出身的孩子，王铎知道底层社会的不易，尤其是明朝末年动荡不堪，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压榨百姓，对此王铎看在眼里，说话职来职往，经常惹得百官不高兴，在朝中得罪了许多权贵，差点掉了脑袋。
正因为王铎的仕途一直很不如意，经常闲赋在家，加上中年时家里发生了许多变故，几个女儿相继去世，父母也在动荡中死去，这种变故让王铎十分痛苦，失意的王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寄托于艺术创作中。
国家不幸诗家幸，虽然朝廷少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但是却多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文学家。
清末书画大师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1966年林散之借到一本日本珂罗版《王觉斯草书杜诗》，1972年归还时在其尾特书跋语：「朝夕观摩，不忍释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亦随身携带……佳书如好友，不忍难别，因题数语，以志留连之意云耳。」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并在附注中写道：「……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极奔腾者，则应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虽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句，吾将移以赞之。」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个以宗法王铎等明末清初书风而得名「明清调」的书法流派，风行一时。「明清调」的核心是王铎。村上三岛因写王铎书风而出名，后来成为关西书坛的领袖人物。书风是与时代相应而生的。也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明末清初长条幅书风，与日本战后开放自由的气氛十分协调，所以，一种时代书风就自然形成了。日本人认为王铎书法虽然个性很强， 但他的用笔仍属于正统的二王系统。王铎用笔的魅力在于，学习到他的笔法，就无往不利，无论改写什么牌帖都可以适应，而不用再从头学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书法出现了王铎热，一直持续至今。这与日本当时形成王铎热的背景，有某些相似之处。
王铎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和画家。王铎早年因诗名世。他与弟弟王青年时代活跃于洛阳一带，被称为「孟津诗派」。王铎在给王的信中曾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6月影印了清顺治苏州刊本《拟山园选集》(共54卷)，其中载诗4900余首。以此类推，王铎的诗作应在两万首以上。从《选集》张镜心的序中得知，原书140余卷，乾隆时，经军机处奏毁，今残。《选集》共有21篇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嗜书如命知识渊博的学人形象。
马之骏的序文说：「忆交先生，初读中秘，窥见其一庐四壁，子无长物，惟书充栋，一切造访，交际宴集，悉屏去。日坐卧充栋书中，所宗经史子集……皆手翻胸评天下，博而洽者，未能或之先也。」吕维祺的序有这样一段：「洛阳距孟津一山耳。每至拟山园，观觉斯已刻稿二百本，未刻稿八百本。如莲岳矫空舞，掌削五千壁，履萦萝，手摊云，数欲叩其呼吸处，不得也。」文震孟在序中说：「觉斯于书无不窥，于作者之源流，宗派，无不晰。而为有韵无韵，于诸家之体，靡不备。一往孤诣，直追诗书浑噩之遗，而置位于先秦、两汉之上。及其览乎。后世者，间有推许，然诗惟少陵，文惟昌黎。」
王铎有很深的杜甫情结。他传世的行草作品中，有相当数量写杜诗。他在颠沛流离的岁月，曾写五律一首：「始信杜陵叟，实悲丧乱频。恒逢西散卒，惊向北来人。老大心情异，衣冠禄秩新。浑亦不见，泪尽诘青。(《始信》)杜甫的丧乱遭遇引起了作者的共鸣，深知杜甫的「三离」、「三别」等诗，均源于诗人的切身经历。
二进院后端与前厅对应的是客厅。这是王铎接待地方官员和一般客人之处。现展出王铎的巨幅行书作品。大门的两边悬挂着当代书法家马世晓写的对联：「天马行空，惯从万汇收元气;玄机运理，自能一心穷大观。」可视为对王铎书法的综合评价。从王铎传世的作品看，行草书最富个性，苍老劲健，纵横跌宕，左右欹侧，多有奇趣，最受世人推崇。王铎善于从不平衡中求平衡，从险奇里得和谐。涨墨的运用是他的创造，成为他行草书的特色之一。
出客厅前行进入三进院。东西厢房分别是王铎第三子无回和第四子无技的两家居所。现展出王铎的楷书和隶书作品。王铎曾夫子自道：「行草宗山阴父子，正书出于钟元常，书于钟王为模范，但出于己心。」他的楷书师法钟繇，再掺入颜真卿，最后自成面目。王宾在《铁函斋题跋》中写道：「明末书家当称南董北王，董长于行，王长于楷，其楷书小字可为《麻姑仙坛记》之嗣。」这是为高镜庭藏《王铎小楷杜诗帖》所写的跋语。高的藏帖已失传，但从此跋语中，可看出王铎楷书在当时的影响。王铎的隶书传世亦较少，有《三潭诗卷》等。从字形看，大抵出于《曹全碑》，再加入己意。翁方纲称其隶书「自有拔俗之气，知其平日未尝染指开元以后八分也」，钱坫也认为「盖有汉人之骨而间以北魏之趣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进院与客厅对应的是中堂。这是王铎会见高级官员及至友亲朋之地，现展出王铎巨幅草书作品。王铎早年的书法创作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涉猎狂草在中年以后。以巨幅长条为主，晚年则多见手卷。在宗法「二王」的基础上博采晋唐名家之长，并糅入自家的欹侧险绝的体势。王铎说：「凡作草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造险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他狂草的一大特色。加上在笔法、墨法和章法上的大胆创新，他把晚明的浪漫书风推向极境。
出中堂向前进入四进院。东厢房是王铎长子无党一家居所，现展出王铎行草书作品。西厢房是王铎次子无咎一家居所，展出王铎的绘画作品。次子无咎是王铎5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终太常寺少卿。受父亲影响，能文能书，有《十二芝园文集》、《峥嵘山房诗集》传世。
王铎的画作不多，与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相比，只能算作是主业之余的副产品。据书史记载，他擅画山水和梅兰竹石。其山水画师承广泛，不专一家，脱却时习，饶有古意。他曾在一套设色山水册页的末页自题云：「用宋元人笔法作此山。」此画册浑厚雄劲，格调清新质朴，极富文人画情致。墙壁上悬挂一幅放大了的「枯兰复花图卷」。评家认为此画可视为王铎存世花卉画的代表作。卷末有王铎创作此画的记述。作品表面上如实记载祥瑞之兆，实际上是况花喻人，颂扬主人公宋权(商丘人，王铎的文友，亦是降清二臣)：「雨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磬千里，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以枯花比喻宋权，也许还有自况之意。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暗示大明王朝有朝一日还会复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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