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因为什么而差点亡了国？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方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也因为清王朝在这方面的疏忽，导致清朝差点亡国。
金田起义之初，北京的皇帝、军机处也好，广州的两广总督、桂林的广西巡抚和提督也罢，都把所谓的会匪滋扰（主要是天地会各堂口的起事）和来土争斗（广西土着称土人，从广东等地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称来人。他们在道光卅年至咸丰元年，即1850~1851年间曾爆发大规模械斗，战败后的来人大批投入当时已开始团营、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人的太平天国。）当成最危险的事，并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调遣绿营兵赴广西助战，派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员主持此项事宜。但如此大的阵仗却屡屡与周密准备打江山数年之久的金田起事者擦肩而过，视若无睹。等到终于惊觉这才是最大威胁时，对方却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要进行平抚，关键是捕捉住带头人；要捕捉这个人，首先要弄清他是谁，什么来历。可在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涂：太平无国起事一年多，他们还弄不清大头目究竟是韦正（韦昌辉）、冯云山、洪秀全还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大头目姓洪名秀全，却始终弄不清他原本姓什么，有说姓朱的，有说姓郑的，还有说姓焦的，就是没几个说他其实原本就姓洪的。
有些情报明明是准确的，但清朝官员也莫辨虚实，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一月，清广东花县知县牟崇龄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报告，说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祖坟就在花县。这个情报本来是对的，可接下来呢？这位县太爷率领县吏去刨洪秀全祖坟，抓捕洪氏族人，宣称捕获洪秀全亲父洪国游。而实际上洪国游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亲，且不论是其祖父洪国游还是其生父洪镜扬，此时他们都已去世（洪镜扬死于道光廿八年底，即公元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之间），牟崇龄又何从捕获？
向荣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可这位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钦差大臣，直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还信誓旦旦地上奏咸丰皇帝，说实无其人或云已故，是刻了个木偶充数；1854年夏，他又硬着头皮报告说似有其人。在当时颇有学问之名、曾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府、以善于制造火炮火药名噪一时的山东人丁守存，则直到1856年还坚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军抓获、后被送往北京处死的洪大全。实为湖南兴宁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焦亮实有其人，丁守存认定焦亮身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他为了向老板赛尚阿邀功，执拗地认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后冒名顶替的傀儡。
后来成就中兴大业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不仅随时随地搜集太平天国信息，还专门成立了以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甘泉（江宁府附郭县）人张德坚为首的情报汇总班底，月支取银四十两，编纂出一套前文提到的用于分析敌情的情报总集——《贼情汇纂》。这部情报总集对当时湘军和其他清军将帅而言，据说起到了开卷了然的积极作用，至少不会犯类似向荣把两司马当作重要首领，在长江里捞到一面两司马黄旗会兴奋地上奏皇帝报捷这样的笑话。
但这部《贼情汇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扫盲级的情报资料，普及太平天国的一般情况尚勉强胜任，但作为军事将帅的战争指导书，就显得错误百出、荒唐可笑了。别的不说，照该书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说法，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是个铜臭小儿，毫无知识，奉洪杨韦三贼如神明的既胆小、又无能的窝囊废，之所以被屡委以军事，是因为对杨秀清盲信盲从。这样的情报出炉后不到一年，张德坚的雇主曾国藩就被毫无知识的石达开打得两次跳河自杀，后来更被包围在南昌城里一筹莫展。这位尽心尽力的情报局主管后来一直没能获得升迁，其煞费苦心维持的编纂班子，在江西期间也被解散，此后再未恢复过。很显然，对湘军的情报工作，曾国藩是不满意的——尽管相较友军，他们已算做得不错的了。天京事变时也一样，如前文所述，城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却过了近一个月才知道个大概。德兴阿的那封最早奏报究竟发出于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报内容中提及的、开始知道城里出事的日期，是咸丰六年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初六日，浙江巡抚何桂清奏称八月中旬后开始探明，城中首领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开始闭城自相戕害，杨秀清及其属官被杀，初闻之未敢深信，半月以来又接各营探报，皆称确有是事。奕詝是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十六日分别接到德兴阿、何桂清奏报的。九月十三日当天，他下达上谕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进一步确探，如果属实，正可乘此机会设法进兵。十六日，他进一步催问怡良侦探情况，并称倘有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九月廿四日，怡良等汇报了天京事变的进一步情报，并对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十月初三日奕詝作出答复。此后，奕詝又相继向江南和春、江西曾国藩、湖北官文和胡林翼等发布指示，称虽探报情形不一，而其内乱当属可信，要求各路清军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很显然，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方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忽视，以致难以及时得到太平军的最新动态，间接致使太平起义运动发展成了燎原之势，威胁到了清王朝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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