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女子身价值多少？最贱者竟仅值一文钱
以量化的身价论人，无论针对男女，总感觉不够尊重，就好比口语里那句表达轻视的话：“你才几斤几两?也不掂量掂量自己”，谁听了也不会开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无法回避身价，譬如文体明星常被爆出“身价多少”云云，未见当事者有不高兴的。这其中，固然存在身份地位的引申，最终还是量化在了“多少”的问题上。可见，地球上最尊贵的生命，是可以谈及价格的。
关于古代女人的身价，历史上典故不少，文学作品里也有。周幽王千金买笑，褒姒的身价可真的不低，轻启朱唇，就值千金，花容月貌、冰肌玉骨，又该值多少钱?西汉李延年形容其妹子“倾国倾城”，这个身价更高，蓦然回首，城没了，再回首，国没了，若是再脱一下，整个地球都成她的了。还有那个陈圆圆，为了她，吴三桂冲冠一怒，不惜用整个大明江山和万世骂名去换。跟这些女子相比，《红楼梦》里撕几把扇子的小晴雯，简直如同草芥，不值一提。不能被量化的身价，赵炎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单晒晒那些曾被明码标价的古代女子。
大约在春秋时，中国已出现人口(奴隶)的合法买卖，其中以女奴居多。有市场，就会有具体的价格。按体重估价倒还不至于，女子体轻，若按体重，岂非吃大亏?那怎么估价呢?按质(等级)论价，男奴隶体格健壮者价高，女奴隶姿色艺业出众者价高，反之，则卖不上好价钱。这个定价标准几乎恒久，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亦未曾改变过。
在《战国策》里载了一个“赔了美人又赔钱”的可笑故事，说韩国统治者为了与强秦改善外交，决定用票子贿赂秦国。但韩国很穷，拿不出多少钱，怎么办呢?于是韩国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美女“拍卖会”进行筹款。“美人之价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秦国花了“三千金”到底买回多少美女，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均价。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故事，却是挂了标价签的。济北王在市场上花了四百七十万(五铢钱)，买回一个妾，取名叫竖。这位女子大概是史料明确记载的身价最昂贵的妾。
古人的妾，除小部分是帝王赐予、朋友赠送或巧取豪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花钱买的，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妾的身价一般不会太高，像济北王这样的市场菜鸟，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汉武帝时有个淮南王就比济北王“聪明”，看到别人有匹好马，就用妾去换。曹操的第三子曹彰，也干过以妾换马的事情(《独异志》)。在这些男人的眼里，女人的身价连一匹马也不如。明代御史宋准到金华办案，回京时想买个妾，却舍不得自掏腰包，巧立名目向金华府支取了一百两银子，足够买好几名妾了。历史上身价最便宜的妾，只三个铜钱。元末，江苏泰兴一带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为了生机，被迫卖儿卖女。张士诚的女婿魏绍元某日巡视防务，“购得一女作妾，价三钱”。
妾乃是小老婆，身价贱一些也还罢了，那么大老婆身价又如何呢?这可是三媒六证娶回来的，该是万金不换了吧?未必。尽管《礼记》规定正妻不能卖：“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但有史料说，孟尝君使楚，楚王送给他一张昂贵的象牙床，派登徒护送。登徒觉得象牙床值千金，路上如有损坏，“卖妻子不足偿之”，就重贿齐使，免去了这件苦差使。这个故事说明，在古代贵族士大夫阶层，大老婆也是可以卖的，并非赵炎胡扯，且价格远不如一玩物。历史上大老婆身价最贵者，无非历代帝王家的后妃，这里不再详述。而正妻身价最贱者，无不发生在最底层的民间。
南宋度宗时，赣南有贫苦人家将老婆贴给和尚，一年的费用不足两贯(约二两银子);元末战乱，安徽芜湖有一赌徒欠了不少赌债，将老婆作价若干以偿还。清代浙江永嘉一带，有典妻陋俗，就是把妻子租给别人使用，典妻价每年仅京谷一千三百市斤。历史上妻子身价最贱者，莫过于民国初期浙江临海的一户王姓人家，将妻子典给当地地主生育孩子，还签了两个字据。一个是十年期，典金三十元(袁大头)，一个是五年期，典金十二元。算一算，妻子的身价每年平均不足三块钱。说完大小老婆，再说说妓女的身价。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古代妓女是最容易量化身价的一个群体，相关的史料、轶闻比比皆是，且不会被人拍砖，什么原因?你懂的。
唐代妓女在教坊籍的，往往身价比较贵，如名妓张住住“合千二百钱可与私”，有名的开元宫妓--阿布思妻，据说身价更高，寻常士大夫据说根本消费不起。那些未加入教坊籍的妓女，就比较便宜。《北里志》记载：妓女福娘对一孙姓男人有好感，就说：“某幸未列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之费尔。”民间私妓的身价，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身价更低。如有笔记所记，“进士某某年甚当，与莱儿(私妓)殊相悬，先次费小钱四十，一见溺之，终不舍，遂赎身娶之。”
历史上身价最贵的妓女，大概非宋代的李师师莫属。和她交往过的，大多乃历史名流，如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以及宋徽宗赵佶等等。据野史载，秦少游之所以中年以后穷困潦倒，其多年积累的宦囊基本一次性贡献给了李师师。《翁天脞语》里也有记载：“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师师。”这是《水浒传》中提到的桥段之历史蓝本，宋江那一次当真没少花银子，燕青说“有千百两金银，欲送与宅上(李师师所在妓院)”，相当具体了，这么多钱，梁山总会计师柴进不得不随行。
那么，身价最便宜的古代妓女又是谁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我查了不少书，只在唐代笔记小说里找到一个例子。说诗人贾岛与朋友筵宴，偶遇一女名秀娥者，擅辞令，贾岛对她产生了好感。在朋友撮合下，当天就醉醺醺地留宿秀娥家。次日醒来，发现乃是一妓院，问及，知朋友并未付过任何费用。贾岛是个穷鬼，不得已求告于老鸨，老鸨不干，正打算送官时，秀娥掀帘而出，笑眯眯地问贾岛：先生可有一文?贾岛再穷，身上一文钱还是有的，便掏出来给秀娥。老鸨不知何故，只得放贾岛离去。原来这个秀娥是贾岛的粉丝，本打算不要钱的，只因外间闹将起来，这才象征性地收了一文钱。
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余怀《板板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
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公认为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属珠市。而论品位，珠市却距秦淮颇远。至于南市，“卑屑所居”，是廉价的去处。三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为阔佬之乐园，南市则供下层社会消遣。
其之如此，环境使然。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
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
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二万余人考试。虽然各省会以及北京也有贡院，却规模据说都不比南京。190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
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
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国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纪纲，是朱棣手下大特务头子，替朱棣杀人无算，《永乐大典》主纂、名臣解缙，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终下场也很惨，被朱棣处以剐刑。不料，贡院便建于纪纲府邸旧址，令人不免心生异样——毕竟，在血腥酷吏与温文尔雅之间，反差太大。
从时间上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
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
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
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奄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扼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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