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一个社会转型时代的历史样本
主讲人：张嵚（专栏作家，著作有《被遗忘的盛世》、《不容青史尽成灰》等）地 点：济南三联书店【编者按】
读书会成立后的第一期活动，我们邀请了文史学者、作家张嵚，在济南三联书店为读书会的成员作了《魏晋风流：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样本》的讲座。之所以选讲这个题目，除了使有点模糊的魏晋历史更清晰外，亦含有我们对当下转型社会的某种思考 同是社会转型阶段，魏晋时期能给今天以怎样的启迪？以下便是此次讲座的文字稿。
对今人来讲，“魏晋风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历史考证，也不仅仅在于八卦其中的典故风尚，更重要的是，它的美丽与凋零，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乃至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反思与借鉴。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应该跳出“魏晋风流”的具体细节点，从三个方面重新审视魏晋：第一，魏晋为什么会风流；第二，魏晋究竟怎样风流；第三，魏晋的风流是怎样结束的？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衍生品”，魏晋独特的精神风貌，它那些为后人追思的风流，却也首先由魏晋经济所决定。从曹魏建国到西晋，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却同样是中国封建经济在短时期内高速回升乃至蓬勃发展的时代。魏晋之前的东汉战乱，导致中国人口大量减少，经济破坏严重，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是从曹操执政时代开始的。与以往的中国分裂时代一样，三国鼎立后的中国各割据政权，普遍采取了各种恢复生产、培植民力的措施。但是魏晋时代中国经济的恢复速度，对比前代后世都是惊人的。以公元280年西晋“太康之治”而论，当时晋武帝司马炎的宠臣贾充对司马炎说“今财赋之盛，虽文景亦不过如此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来自于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调整，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却是这时期，也恰是中国生产科技的“井喷期”。魏晋时代生产科技的高速提升，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比如新型的梭机，将纺织的生产率提高了30倍，灌溉的翻车，将灌溉效率提高了50倍。同时农业耕种，也出现了深耕和区耕，亩产量大为增加。所以在整个魏晋时代，中国人以比两汉少得多的人口，创造了与两汉盛世持平的经济总量。以经济发展的速度论，这是一个高速增长期。与其把这种景象归功于哪一个政治家或者科学家的贡献，不如说，中国历史恰好走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上。
这样一个节点，正是魏晋时代思想活跃的温床。对比中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活跃期，前提必然是经济活跃期。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前提是春秋晚期铁农具的推广，催生了经济的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前提也正是一战造成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时代，前提也正是“重商主义”带来的经济高度勃兴。对于魏晋而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整个社会思想升温的火炉。就文化层面而言，当时的门阀家族们，私家修书成为了他们的日常活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比之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普及。与此同时，繁荣的经济也带动了外贸的发展，中国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已经正式形成，大量外来思想蓬勃涌入。魏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混杂的时期，这是它思想高度活跃的前提。
因为魏晋门阀政治体制的原因，魏晋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失重”的，比如它的利益分配，只掌握在占总人口极少数的门阀大族手中。这就造成了它的文化也仅仅集中于这一小部分人，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其成员都是世家大族子弟，他们的风流不羁，既来自于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于特权。而魏晋政治变局的另一个影像，就是这个高度繁荣的社会，其实是处于传统思想的坍塌中的。从曹魏篡汉开始，一直到司马炎篡魏自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时代开始形成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其本身君君臣臣的伦理思想，早已经在政局的冲荡中千疮百孔，枪杆子里出皇帝的现实，让儒家伦理思想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普遍缺失了公信力。魏晋时代的儒家思想，仿佛是一栋千疮百孔且塌了顶梁柱的房子，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房屋下面，明媚的春天里，新生的思想正欣欣向荣。在这样一个本身就经济过热、思想混杂的时代里，主流思想的坍塌，结果就是各种新思潮的百花齐发，传统伦理形成的条条框框早已经粉身碎骨，然后，就有了许多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流”。
魏晋有多风流，先看看那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就知道了比如著名的《世说新语》中，就记录了不少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贤媛”，甚至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地位平等，相敬如宾，甚至做妻子的，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丈夫讨论自己喜爱的别家男子。在著名美男子潘安的典故中，有一件事很著名：潘安在回家的路上，被仰慕他的女子们包围，纷纷向他投掷鲜花果篮，他所乘坐的羊车，转眼间就被淹没在了万花丛中。后人说起这段历史，无不赞赏潘安的魅力风度，但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上，又有哪一个时代的女子可以如魏晋女子一样大胆，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顾忌地向自己心仪的男子表白？潘安一路经过的万紫千红，怕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也非常罕见的。魏晋的女子不仅敢表白，更敢于付诸行动。又比如著名的韩寿偷香的典故，作为文士的韩寿，爱上了权臣贾充的女儿，俩人夜夜私下幽会，却终因韩寿身上喷洒的西域奇香露了马脚，被贾充抓了现行。要搁在明清话本里，韩寿就算不被当做“采花贼”送官府，也至少要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在魏晋时期，这基本不算个事，贾充不但没有怪他，反而将女儿正式许配给他。也正从此开始，“偷香”成了私通的代名词，这样的开明包容，对比前后的中国封建历史，岂止空前，更可谓绝后。
女性尚奔放如此，作为主流的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在这段历史的记录中，留下了不少“名士”们的“行为艺术”典故。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特立独行的风度，比如隐逸诗、田园诗等新兴文学流派的兴起，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章里，精心描绘的自由生活，自然令后人心向往之。尤其对于后来封建礼教禁锢下的中国人来说，魏晋更像是一个天堂一般的时代，无拘无束，脱下虚伪的外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的自由热烈，也就成为后来中国人追求自由的一盏明灯。然而，当后来人阅读着魏晋的风流，描摹着魏晋的风流的时候，却甚少意识到，这样的风流，其实是被扭曲的。
所谓的“扭曲”，简单地说，就是在极尽风流的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却恰恰是沉默的。如果我们浏览西晋灭亡之前的魏晋名士的话，我们不难找到杰出的思想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然而最难找到的，却恰恰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节点上，为未来的发展找到道路的人。当八王之乱的硝烟肆虐时，当五胡乱华的战火骤起时，乃至当“青衣行酒”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族的悲剧时，魏晋的风流人物们，却甚少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昔日的风流，在战乱中被雨打风吹去。这种扭曲的根源，却来自于魏晋政治与经济的扭曲。经济的扭曲，即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平衡，在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而政治的扭曲，却成为整个魏晋风流走向的助推，这其中可以把司马炎建立西晋看做一个分水岭。在司马炎之前，曹魏末端处于司马昭的治下，从曹操开始到司马昭，执行的是残暴的高压政治，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因为开罪于统治集团而遭杀害，留下了《广陵散》的千古经典。而以消极避世著称的阮籍，他的诗篇中，却充满了对时局的忧患和愁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有这样的感叹：“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句的前半句，是“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志”。也就是说，在王勃的眼里，是将阮籍与孟尝君并列，猖狂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个报国的理想。然而这样一个政治高压的时代，却无法给这样的理想一条道路。阮籍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旷野狂奔，一遍遍喊着“无路可走”。对比他的猖狂、酗酒，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外表下，却是走投无路的痛苦。
这就是魏晋的扭曲，这个特殊的时代，在繁荣的表面下，以扭曲的政治结构，也同样扭曲了士人正常的心灵追求。而司马炎的登基，却又是另一个转折，转向了另一个深渊：司马炎采取了优礼士大夫的政策，表面看来，给予知识阶层崇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是金钱换权力，在政治上继续剥夺知识阶层的话语权。如果说司马昭时代的魏晋士人们，是以表面的自由奔放来宣泄避祸，那么司马炎时代的魏晋士人，这样奔放的风度，却更演变成了一种绝境下的麻醉。当信仰面临幻灭，理想一片黯淡的时候，寻求短暂而麻醉的快乐，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石崇和王恺可以为了一己颜面大笔烧钱，司马炎可以为了吃纯正的烤乳猪，采取最残忍的解剖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风度，不如说是在理想丧尽后，麻醉自我的集体狂欢。在表面自由、繁荣、热情奔放的浮华下，是这个时代整体的理想沦丧与末日狂欢。
这正是魏晋整个时代最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的时代，固然在千载之下，会成为后人倾慕的一朵奇葩，但是如果自由演变成无序，奔放与交融失去了规定的轨道，所谓的繁荣，也终于将成为浮华泡影，魏晋王朝，仿佛是一座表面宏伟的宫殿，富丽堂皇的外表下，是上下结构失衡的事实，然而宫殿顶层的人们浑然不知，在各行其道地张扬着个性，标榜着自我，沉迷于麻醉的狂欢。终于当整个楼层坍塌的时候，留下的却只剩下一片无尽的废墟，和空留后人凭吊的浮华泡影。
【精彩语录】
魏晋有多风流？先看看那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就知道了：魏晋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们最为泼辣大胆的幸福时光。
魏晋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失重”的，比如它的利益分配，只掌握在占总人口极少数的门阀大族手中。
阮籍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旷野狂奔，一遍遍喊着“无路可走”。对比他的猖狂、酗酒，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外表下，却是走投无路的痛苦。
这与其说是一种风度，不如说是在理想丧尽后，麻醉自我的集体狂欢。在表面自由、繁荣、热情奔放的浮华下，是这个时代整体的理想沦丧与末日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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