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刘文典为何批'现代圣人'鲁迅18宗罪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 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领教!呜呼!(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1949年7月14日《正义报》。)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鲁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彻底的中国人民的战士。他的文学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着足以使统治者发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是反动文化人的死敌。刘叔雅先生则不然。他是国内被誉为“国宝”的大学教授，是庄子研究权威，是温文尔雅之士，他从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人，一直受着御座的恩宠，视为“国宝”看待;不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烟缭绕，说不出的魏晋风度。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多少人在灾难中呐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里做“逍遥游”，这种生活跟鲁迅先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他要说鲁迅的杂文是雕虫小技，毫不足奇，难怪他要说鲁迅的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来便是鲁迅思想及意志的敌人。(方凝：《鲁迅与刘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义报》。)“刘讲到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并且举例说：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还咬给狗一口呢?”这，如果找不出鲁迅被狗咬了一口，也还咬给狗一口的事证，也就不能随便妄说鲁迅“小气和偏狭”，更不能说“过于”。我看，刘教授固然很“大气”、很“正阔”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体要受损害和拿不进钱来肚子要饿坏，就都是同样于不利的，那么又几曾见刘教授做墓志拒收报酬?做寿序却谢稿金?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道：《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1949年7月17日《观察报》。)刘文典又翻陈账了。前天讲了一会《关于鲁迅》，似乎有“盖棺”还不准“论定”的气概，可惜鲁迅死得太早，再无人敢来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尸论”。为什么?因为在昆明“捧鲁迅的人”，谁能“比鲁迅学问还高”呢?也许刘老先生会感到“没有敌人”的空虚的吧!(东方：《矛与盾》，1949年7月14日《朝报晚刊》。)二十余篇反驳刘文典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极尽挖苦，甚至将刘文典爱吸鸦片的老底又揭了出来，言词之间充满火药味。有的文章标题就很恶毒，如《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给国宝给苍蝇们》、《论吃死人的人》、《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等等。有的虽然摆出学术讨论的姿态，但在论证过程中却“移花接木”或“顾左右而言他”，如《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分明是一副“谁都不可以批评鲁迅”的架势。几乎听不到支持刘文典的声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闪现就被淹没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里。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为“羊五” 的作者在《正义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也谈〈关于鲁迅〉》。羊五说，“我们治学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读党义，如果囿于一家之言，会永远关在小圈子内打转转，看不见更大的天，认不清更大的世界，鲁迅会有他真正的价值、分内的光荣。他的好坏，不在我们一味的捧，恶意的蹋。我们希望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欢迎‘唯儒独尊’的董仲舒!一个中国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新的圣人”。内容并非“空穴来风”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刘文典当日在演讲中所列举的“鲁迅疵点”种种，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大多数还都是学术界早有争论的，有的甚至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争得天翻地覆了。刘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将这些“噱头”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时，刘文典可能也感觉到了，许多年来，人们将鲁迅捧得过高或踩得过低，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他希望能凭借自己对于鲁迅的了解与把握，还原一个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如果将刘文典的演讲内容大体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鲁迅的性格问题，如“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二、关于鲁迅的人品问题，如“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 。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中国科技大学一教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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