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劫取了生辰纲后为何没有济贫？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确实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生辰纲价值十万贯。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把一千个制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一吊。从《红楼梦》中相关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两贯，清代乾隆年间五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可见十万贯是个惊人的数字。晁盖等人“劫富”之后有没有“济贫”呢?没有，他们自己瓜分了。证据之一，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赏多少呢?我们可以从20回写到不久后他们的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财宝的分配上发现一些规律。我算了一下，每位头领所得是小头目和喽啰平均数的70倍!所以从这次分配来看智取生辰纲所得十万贯财物，至少有八万贯被他们几个头领分了，一夜暴富。那么晁盖等人打家劫舍“劫富”而不“济贫”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呢?我们来看看别的例子，有些其他山头头领对于打劫来的财物攫取的比例比晁盖他们更高。第5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按照周通的建议将劫掠所得分成三份，周通和李忠各一份，即各得33.3%，五七百个喽啰共分一份即33.3%。他俩每人所得是每个小喽啰的500至700倍!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宋、元、明代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小说多次写到抢劫、杀害过路客商，这种行为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14回刘唐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15回吴用对三阮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谓“劫富济贫”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然而“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而是被极少数人侵吞了，因此实际上这种财产再分配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是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仇富心理仍有市场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打家劫舍”看做是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与危害性，和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认为“为富不仁”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些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解这些话时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环境的。孔子说那些话时，是在批评鲁国的季氏贪得无厌，并不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但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均。孟子的话也是着眼于在位的君主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要关心“民事”。如果贪得无厌地求富，就会“不仁”，而不是认为富者就一定“不仁”。但后来这个思想被绝对化了，似乎“富”与“不仁”具有必然联系，要富就不能仁。这种所谓“为富不仁”的错误观念，因而导致的仇富心理很有市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针对一段时期连续出现杀害私企老板的事件说：“须改变传统'仇富'思维。必须承认，民间有仇富情绪，传统民间文学描写的都是劫富济贫民心大快。”他认为，要化解这一传统思维，必须修改教科书，均贫均富都不好，应提倡共同富裕。这个意见有道理。中国人“中庸”了几千年，但是二十世纪老走极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庸、诡辩、辩证法，其实只有一步之差，所谓“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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