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卖了三次的国企，作为国耻的象征，罪魁祸首竟是他？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在清朝时期就有着很多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在清政府无能的统治下，很多国企都曾经被外商收购，造成国有资源的大量流失。
今天随处可见的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地产，都属于招商集团，而这个千亿级别的国有企业，其前身是来自清朝同治年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轮船招商局开办，总部设在上海。为扶植这一倾注了自己心血的洋务企业，李鸿章通过拨给银钱、安排人员、承运漕粮等方式，逐步让招商局站稳了脚跟。
但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招商局这样一家代表中国企业形象的“官督商办”的公司，却被活生生地卖了三回。
中法战争前夕，法军的舰队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招商局承担着运输军需物品和搜集法军情报的重任。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法军侵占了招商局设在越南海防的栈房以及存放在该处的军米，招商局被迫停止了在越南的营运业务。唐廷枢曾与法国总督就此事进行交涉，但是毫无结果，唐廷枢又在法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事实真象，并与法国有关官员晤谈，仍未能解决。李鸿章也曾出面同法国驻华公使交涉，同样毫无进展。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扬言要拦截海运船只，“遇船劫夺”，招商局的船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为保存民族航运业，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作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重大决定。当时，招商局的主管人员频繁更迭。光绪十年二月，郑观应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托，前往广东办理军务事宜。四月初，唐廷枢又奉命北上处理开平煤矿的有关事情。所以实际上主持局务的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
马建忠力主换旗行驶，他给李鸿章发去电报，指出轮船不出运则成本难以维持，出运有容易受到法军攻击，只有出售这一条途径。马建忠还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分析此时现状，细查各国律例。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是各国通行的公例。最初有人建议将局船出售给怡和洋行改换英旗，担文建议换美旗应该更为妥当，因为英律苛细，而美律比较简易。等到战事平息，再换回华旗，这样招商局的产业可以保存下来，公私款项也不会减少。
数小时后，李鸿章给马建忠回电，表示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么不妨试一试，但一定要订立详细的密约，再禀明朝廷才能最终立案。第二天，李鸿章电示马建忠，指出招商局局本共有500余万，旗昌应该给100万新股归招商局统售，其余200万旧股由商人股东自换，200余万存款借项均归旗昌接认；而且还必须另立暗约，规定收回局产的事宜。发出这份电报后，他还是意犹未尽，又向马建忠重申，此事纠葛甚多，简约中一定要声明详细的合同，等唐廷枢回上海后一起商议，再禀请立案方可。
遵照李鸿章的要求，马建忠向旗昌开出了中方条件。旗昌主动出价525万两收购招商局的全部产业及股票，该行如数付给银票，另成立一个“新公司”。旗昌许诺，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决不失信，担文也竭力担保。不过，他们声称此事必须由美国总领事电令各国领事换旗。虽然旗昌洋行趁机大敲竹杠，马建忠考虑到战事一开，如果局船局产被法军强占，“挽救晚矣”，况且如此办理，也可一扫招商局的积习，他日收回，对招商局而言并非无益。他决定独自承担换旗的全部责任。尽管李鸿章曾于六月初十电示马建忠，可以再缓几天。但是马建忠回复他，双方已于十一日画押，上海的八艘招商局轮船已经换旗，并且电告了其他局船照此办理。事已至此，李鸿章也无别话。
这次售产换旗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军怀疑招商局的轮船并非真的出售给美商，派人四处侦探破坏。为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招商局与美方约定，互相保密。此事不仅隐瞒了股东商人，也未向朝廷禀报，因此便引来了以下的纠纷。光绪十年（1884）六月，清廷发布上谕严词指责李鸿章出售招商局“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李鸿章赶忙将此次出售的前因后果详细汇报，坦言自本年闰五月，法国舰队侵华，局势大变。法国人四处散布谣言，要劫夺船只，招商局断难载冒险行驶。经过多方考虑，才与旗昌达成交易。双方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都是按照西方各国的律例，均交给律师担文收执。谈到将来收回的问题时，李鸿章把责任全部推给担文和马建忠，称“马建忠惟担文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清廷这才放心。
招商局此次大胆的举动虽然最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是在得知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后，还是有言官猛烈地弹劾李鸿章。
左春坊左庶子盛昱是言辞最激烈的一位。他声称招商局是为今莫大之要务，李鸿章将招商局转售，实在是罪不可赦，大骂李鸿章处心积虑，误国害民，已非一日。他认为李鸿章趁着法军入侵之时，乘势与朝廷为难，居心叵测。甚至说李鸿章的行为“真突出千古奸臣之上，目无君父至此已极”。盛昱也没有把马建忠遗漏，认为后者也应该一并受罚。他还担心，如果命令是通过电报发送的话，电局的学生都是马的羽翼，恐怕走漏风声，罪人会潜逃难捕，要求将马建忠就地正法。
不过，盛昱觉得这样还没能充分表达他的愤怒之情，四个月后，在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又向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他宣称马建忠信奉天主教，勾结夷人，而李鸿章却始终袒护信任他，屡次落入奸计之中，像这样奸宄不法之人，应该立即交给刑部按律治罪。当然，因为是由马建忠经手出售招商局，若此时将他正典刑，恐怕对以后收回招商局不利；但现在纵然不能将马建忠监禁收押，也应该将其革职。将来如果不能收回招商局，就立即将马建忠正法；如果逃匿，就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贤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同日，他还对唐廷枢进行弹劾，说唐廷枢贪鄙近利，只是轮船帐房出身，不过因为粗略懂得洋人语言，就为李鸿章保举，居然称其“堪备各国使臣”。他建议取消唐廷枢的职务。显然在李鸿章权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清廷不会采纳他的建议。·
普通股东对出售局产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当他们得知消息后，相互邀集，齐赴招商局询问原由，马建忠却玩起了躲猫猫。股东们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公启，严厉批评马建忠擅自出售招商局的行为，但最终不了了之。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一直持续到次年二月。与中法战争如出一辙，漕粮海运和轮船招商局随即受到战争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期间，轮船招商局为避免更大损失，仿效出售旗昌之例，由盛宣怀将轮船分售各国洋商。当时德商信义洋行（h. handl & co.）和礼各洋行（messrs, carlwitz & co），即将招商局7艘轮船改挂德国旗帜。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招商局立即将出售之船“全数买回”。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招商局为防患未然，再次将永清、丰顺等19艘轮船，变价224万余两，出售各国洋商，自己仅保留江宽、江永等10艘，计成本815000两。次年战事平息，招商局又将售出轮船，“仍照原价全部买回”。
还是那句话，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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