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十岁以前是庸人
曾国藩是我国清朝时期重臣，他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尤其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他也是我辈楷模。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只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耳目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发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1.心性浮躁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
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两位朋友先后到他家来聊天。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出门“拜客数家”。然后又赴宴，与七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天所有的“成绩”就是十行字。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读书悠忽……”“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2.为人傲慢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3.虚伪不诚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4.贪好美色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并且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受，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近日交得了一两个良友，才知道学问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始知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名臣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朱这样的理学圣贤亦可学而至也。”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正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