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七次科考都没考上 最后却成了大明一代首辅 张璁对内阁发展的贡献有哪些？
张璁是明朝中期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张璁为正德十六年进士，在明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
张璁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13岁时即能赋诗以卧龙自许,有共济天下的雄心壮志：“龙未蟠，豹未斑，潜于水，隐于山，时未遇兮，优游于芸窗之间，人将以为不堪，吾固处之无难。噫！松声鼓太虚。池水浸青蒲，一轮明月静。可以调素琴，可以阅古书，往来皆名利，我独颂唐虞，我乃昆山玉，我乃沧海珠。孔子云，我待价而沽诸。”越明年，又作《题族兄便面》诗：“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识者谓其有王佐才。
张璁十五岁拜李阶为师，向其学习时文诗赋，得其口授心传，学业大进。弘治七年，张璁考取温州府学生员；弘治十一年，中举人。弘治十二年起，张璁七次进京科考，均名落孙山，但他并没有放弃。直至47岁，正德十四年秋九月第八次晋京应试，张璁终得榜上题名，后分发礼部观政。
因张璁深于礼学，认为“礼从人情”，而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张璁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到世宗的重用。嘉靖四年冬，《大礼集议》成，由翰林学士兼经筵讲官升詹事府詹事。嘉靖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旋又升左侍郎。嘉靖六年，进《大礼要略》，命开馆纂修《明伦大典》，敕掌都察院事；冬，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七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七月《明伦大典》成，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嘉靖八年九月继杨一清后，为内阁首辅。嘉靖十三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张璁从进士到入参政务仅六年，位居首辅六年，备极宠荣，世所罕见。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终于结束了他荒淫无度的一生。他是孝宗皇帝的独子，继位后骄奢淫逸、倒行逆施，导致自己绝了后嗣。仓促之下，孝宗之妻慈寿皇太后便与内阁首席大学士杨廷和定策，假托武宗遗诏，派人前往湖北安陆迎接孝宗唯一的亲侄子、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即位，这便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当时17岁的朱厚熜估计做梦也没有想到皇冠会戴到自己头上，不胜欢喜。然而，他马上感到了空前的苦闷甚至凄凉，原因在于被称为“大礼议”争论。朱厚熜的即位不是以皇太子的身份，以外藩亲王的身份，而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在封建礼仪上便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与前代皇帝孝宗、武宗的关系怎样摆正？他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认孝宗作为自己的父皇，还是继续以已经死去的父亲为父？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都引经据典，坚决主张朱厚熜应该将孝宗称为“皇考”，将其生父称为“皇叔父”，所谓“继统又继嗣”，这种意见得到了几乎满朝文官的支持。但是，要一个少年突然背弃父母，将伯父母认为父母，明显难以接受，所以，臣子们的意见被年轻的皇帝痛快地拒绝了。杨廷和等人不屈不挠，190余人先后上疏，企图使年轻的皇帝放弃自己的主张。朱厚熜在顽强地抵抗着，但是他明显地感到自己孤军奋战、力不从心，他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他堂兄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继承人的指示，导致皇位空缺30多天，这在明代历史上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堪称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当时，张太后企图干涉朝政，扩张权势；武宗宠信的大将江彬控制着驻京大部分军队，飞扬跋扈；众宦官也暗自盘算、待价而沽；以王琼为首的部分大员出于对内阁不满，企图争取权力。这一切，都表示大明王朝陷入了严重政治危机。恰在此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梁储、毛纪等阁臣齐心协力，首先定策由朱厚熜即位，又遏制了张太后、王琼扩张权力的野心，利用宦官，诛杀江彬，可谓“力挽狂澜”。随后，杨廷和又起草新君登极诏书，大刀阔斧地改革武宗弊政，深孚人心，朝野称颂。所以当时内阁地位、威信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相比之下，朱厚熜靠杨廷和等人扶立，且刚刚登基、立足未稳，哪里敢与满朝文官撕破脸皮！
正当朱厚熜形影相吊、郁郁终日之时，一份奏疏横空而出。和以往的奏疏一样，那份奏疏也同样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要求皇帝向朝臣妥协，非但如此，它还驳斥了杨廷和等人的“谬论”，认为新君应继统不继嗣，继续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孝宗只能作为“皇伯父”。朱厚熜喜出望外，记住了奏疏的作者——张璁。
张璁，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因和朱厚熜之名同音，便由皇帝为其改名孚敬，赐字茂恭。他曾七试不第，最终于正德十六年登第，当时已经47岁了。“大礼议”发生的时候，张璁尚在南京以“观政进士”的身份实习，得知这场争论时，他暗暗为年轻的皇帝打抱不平。但是鉴于杨廷和主流派的强大，直到6月，待自己充分考虑成熟之后，才敢向皇帝上书，提出支持世宗的见解。张璁出现于皇帝孤军奋战、茕茕孑立之时，以低微的身份勇敢地上疏支持世宗继统不继嗣。当时朱厚熜指着张璁的奏疏说：“有了这份奏疏，我父子的名分就可以保全了！”可以想见年轻的皇帝对张璁的感恩之心。此后，其他某些朝野人士也陆续质疑主流派的意见，但这些人士与杨廷和主流派相比起来，还是非常微弱。
6月，张璁与其支持者桂萼来到京城，再次上疏，进一步反驳杨廷和等人的说法，坚持认为朱厚熜应该以孝宗为伯父，以自己的生父为皇考。当时，杨廷和等人将张璁等人视为异端，对他们是恨之入骨，杨廷和还发出了对异端分子的打压令，将发出不同声音的若干人士调出京城。杨廷和之子杨慎等人甚至还公然联络，试图群殴张璁、桂萼，幸好张璁、桂萼觉察得早，开溜得快，才保住性命。尽管如此，张璁等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力倡继统不继嗣之说。朱厚熜逐渐站稳了脚跟，并利用皇帝的优势，一步步反击反对派。嘉靖三年，杨廷和被迫辞职，皇帝重新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更进一步对反对派展开大清洗，并最终取得了“大礼议”的完全胜利。在此过程中，首先站出来支持皇帝的张璁成了皇帝打击反对派的一把尖刀。嘉靖三年，世宗越过吏部起用张璁、桂萼等人为翰林学士。
六年，世宗再次否定大臣的决议，直接任命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七年正月，加张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八年九月，张璁成为内阁首辅。此外，世宗还经常召对张璁，赐予衣食，并曾对他说：“卿之于朕，无异周公爱成王。”平时给予张璁的文件，都称他为“张元辅”、“张罗山”而不会直呼其名。总之，时代的风云变幻使张璁与朱厚熜结下了深厚渊源，张璁所受到的恩典，在嘉靖朝绝对无人能及，中进士后6年而成为大学士，这放到整个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去考察，也是凤毛麟角。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设立丞相总领朝政、统率百官。皇帝之下，由宰相辅政，这一制度为历代相沿不变。而明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自朱棣开始，内阁便是明王朝的行政中枢，但是内阁始终是个五品衙门，在法律上并没有前代宰相的权力。然而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僚的实际地位、权力往往不等同于其制度所规定的地位与权力。最初，朱棣命解缙、黄淮等7人进入文渊阁，充当秘书与顾问，参予机务时，解缙等人的品秩仅是六七品。仁宗、宣宗时期，尽管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内阁大学士地位骤升，甚至被封为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或者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但是六部尚书蹇义、夏元吉等也取得了这样的职衔，所以在朝位班次方面，尚书蹇义、夏元吉等人还是在“三杨”之前。英宗初年，蹇义、夏元吉已不在位，三杨首次得以凭公孤官衔跻身六部尚书之上。但三杨之后，阁臣与部臣在品级相当的情况下，阁臣又列于六部尚书之后。这样的状况因张璁而得到改变。
嘉靖七年十二月，当时张璁、桂萼都已经进入内阁。一日早朝时，侍立者除张璁、桂萼外还有兵部尚书李承勋等人。当时，李承勋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品级是从一品；而张璁当时的身份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正二品。桂萼是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正二品。按明制，从一品的李承勋理所当然排在正二品的张璁、桂萼之前。而世宗发现李承勋的班次列于自己的宠臣张璁、桂萼之上，竟然非常不高兴。
当时的首辅杨一清善于察言观色，他看出了世宗的不悦，便上书向世宗建议提高张、桂二人的职衔。世宗乐得顺水推舟，便赶紧加封张璁为太保兼太子太保，正一品，但张璁坚决不接受，世宗只好改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一品。稍后，又将张璁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桂萼为太子太保，后为少保兼太子太傅，俱为从一品。
当时，六部尚书中获得最高职衔的只是太子太傅，地位在少傅、少保之下，这样一来，张、桂二人的班次名正言顺地排在三部尚书的前面。其例既开，张璁之后入阁的夏言、严嵩等人，往往也加有师、保衔，均可名正言顺地列于六部尚书之前，内阁的地位由此得以整体提高。久而久之，所有内阁大学士，哪怕没有公孤官衔的，都可以列于其他文官之前。所以，《明史》说嘉靖时，阁臣“朝位班次，具列六部之上”，当是从张璁开始。
在阁臣地位提高的同时，由于张璁的争取，内阁的权力也随之得以扩大。张璁本人勇于任事、精明强干，且进入内阁之时，已经54岁。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极其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大展宏图，做出一番成绩。他凭借皇帝对自己的宠信，在两年之间，连续扳倒杨一清、费宏两个元老级的首辅，终于如愿以偿凌驾于其他阁臣之上。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试图突破成规，谋取类似前代宰相的权力。
按照明代的传统，虽然大学士可以兼任尚书、侍郎，但尚书、侍郎只是挂名，大学士实际上不能干预所挂部门的事务。张璁为翰林学士时就已经兼署都察院的事务，入阁时，按照惯例本应主动解除兼职。至少应该不再直接参与都察院的实际事务，但世宗特许其继续兼理都察院，开创了阁臣管理都察院的先河。张璁的战友方献夫，也被世宗特许以阁臣的身份兼理吏部事务达两个月之久。这些举措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内阁大学士的威望和权力，使内阁开始全面侵夺六部职权，与前代宰相越来越接近。
张璁不仅被动地接受世宗的授权，还敢于主动向皇帝“要”权。早在嘉靖六年十月，张璁明确提出：“今之内阁，宰相职也。”又说：“内阁之官，任辅相之责。”并公开要求世宗赋予其选用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长官的权力。出于对张璁的感激与青睐，世宗对这种试图扩大权力、违背祖制的要求欣然允诺，并给予张璁很大的勉励
。同年，世宗采纳桂萼的主张，大力整顿监察系统，经过一连番的打击，基本驯服了大明王朝最优秀、最清高的御史与给事中们，由此，内阁控制了言官系统。按照当时的制度，皇帝有圣旨，先由给事中审核，给事中通过之后，再发放六部和其他衙门，而内阁控制了六部，也就顺便控制了其他部门，宰相化程度大大加深。当时，张璁“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就连吏部尚书汪魏都都像奴隶一样对他俯首低眉。须知，废除宰相之后，居于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就成了制度上的最高行政官，吏部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的表现可想而知。嘉靖十年，给事中邹维昂曾指出六部大臣大多数缺乏承担职责的勇气，遇到事情总是请示内阁，放不开手脚，违背了祖宗废除宰相、由六部分掌政务的初衷。
另一个给事中王玑也上疏提出：“天下的权力应该由皇帝掌握，而不能由内阁掌握。”这些反对意见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内阁的地位和权势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时的史学家王世贞评价张璁，说：“张璁排挤六部大臣，成就了宰相的尊严和威望。”无怪乎《明史》说嘉靖年间，张璁、夏言、严嵩相继为首辅，此时的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已类似汉唐宰相了。当然，张璁能得到世宗的青睐，并借助世宗的宠信而提高内阁地位、扩张内阁权力，他和世宗在“大礼议”期间结成的亲密关系固然是首要条件，但是张璁本人的人品、施政才能也不容忽视。据《西园闻见录》等史籍记载，他得志之后，针对明中期贪污成风的形势，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不许结党营私，禁止私下进谒。
有一次，一名官员企图巴结他，把黄金放在酒坛里，外书“黄精白蜡敬寿”六字送与张璁，张璁猜得其意，当众敲开酒坛，满朝官员为之震惊。张璁为官十几年，为大学士近9年，没有结交一个宦官，没有滥用一个私人，仅唯才是用一名外甥。张璁虽以“大礼议”发家，但他与议礼诸臣桂萼、方献夫等人虽和而不党，避免了世宗的猜忌。
他进入内阁之后，便在杨廷和革新的基础上，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刷新科举、清除翰林院积弊；裁革冗滥、加强考核与监察；革除各地镇守太监，限制宦官权势；革除藩王庄田，初行一条鞭法；加强边备，解决哈密危机等，可谓政绩突出。张璁因为在“大礼议”中反对主流派而遭受非议，且其议礼动机多受质疑，但其高尚的人品和匡时济政的丰硕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广受赞誉，明代即有人评论张璁“相业为本朝首先推”。
在整个明代，内阁都是一个五品衙门，尽管皇帝可以提高它的地位、扩大它的权力，但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阁权能否扩张，其扩张度应该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皇帝容许的程度。张璁之前，杨廷和因与皇帝分庭抗礼而被迫致仕，费宏、杨一清因私德有污而离职，张璁以其高洁的品格、谦恭的态度，在世宗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首辅形象，赢得了世宗的尊重与信任。
对于作为内阁首辅、对皇帝有“全父子之情”的“少师罗山”，嘉靖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驾驭其他人，朱厚熜自然有更充分的自信。这种情况大大加深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对阁臣的优越感，使得他大胆委政于阁臣，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他也不必担心大权旁落、尾大不掉。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张璁之后的阁臣尤其是首辅都能受到皇帝的眷顾与特别信任，一定程度上都沾了张璁的光。在“大礼议”中，张璁支持皇帝，得以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于是张璁之后的臣子，为求仕进，便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张璁为榜样，以皇帝之好为其所好，以皇帝之恶为其所恶，并积极揽权、排斥他人，树立个人权威，巩固个人地位。如继张璁之后成为首辅的夏言、严嵩、徐阶等人，年轻时均清正廉洁，但他们一个个早年遭遇都不佳，甚至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而张璁的飞升无疑是最好的先例，于是一个个开始投君所好、阿谀顺旨，还自我解嘲说：“为人臣子，必须先得到皇帝的喜欢，才能有所作为。”
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内阁成为新的行政中枢。尽管如此，明代内阁始终是个五品衙门，并无号令六部、统领百僚的法定权力。大学士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以及内阁参与中枢政务的深度和广度，都主要取决于它同皇权的关系以及阁臣自身的素质。武宗死后，杨廷和内阁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但是由于“大礼议”问题，杨廷和触逆皇帝，很快被迫致仕。于是，君权重新得到加强，内阁权势急转直下。
值此紧要关头，张璁凭借着在“大礼议”中首先支持世宗的功劳及人格魅力，成为嘉靖皇帝最为宠信的臣子，并依靠与皇帝的亲密关系使皇帝提高了阁臣的地位，拓展了内阁的权力空间。可以说，张璁时代，内阁在地位、权力上已经接近汉唐宰相，其继任者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深被其泽。所以说在明中期内阁地位提高、权力扩张过程中，张璁上承杨廷和之余绪，下启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之强势，其作用堪称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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