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刘奭：多才多艺 却为人柔懦 优柔寡断 汉元帝是如何将大汉王朝推向灭亡边缘的？
汉元帝刘奭是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在位期间，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西汉由此走向衰落。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
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
元帝驾崩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五月，元帝驾崩，享年43岁，在位15年，刘奭死后谥曰：“孝元”皇帝，葬于渭陵。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公元4年，刘衎尊其庙号为“高宗”。
汉元帝是如何将大汉王朝推向灭亡边缘的?
逼死萧望之
实打实地说，汉元帝算是一个品行端正、多才多艺的好人，但是，好人可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君王。作为君王，汉元帝能力不足，性格还有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如果，他心胸宽广，执行仁政，重用儒臣，那一定是天下万民的福分。但汉元帝优柔寡断、软弱可欺，被宦官左右，杀害忠臣良将，葬送了前几位帝王打下的江山社稷。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最看重的人，而后两位都是元帝的老师，又是当时的一代大儒，所以他们自然得到了崇尚儒学的汉元帝的重用。元帝多次在宫中召见萧望之，咨之以天下大事，萧望之也不遗余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屡屡献言建策，荐举名儒茂才，劝谏元帝远离外戚、宦官，振兴朝纲，励精图治。对于萧望之的奏请，元帝几近言听计从，君臣协力同心，亲密无间。然而，好景不长，萧望之的崛起，让宦官中书令弘恭、石显很是嫉妒。于是他们联合外戚上书弹劾萧望之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所谓三人成虎，元帝就这样忘记了八年的师生情，将萧望之打入了天牢。
过几天后，元帝思前想后，觉着这事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虽然被释放了，但却被革职为庶民。数月以后，更为滑稽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想要将老师重新启用的汉元帝再次听信谗言，下令拘捕萧望之。这样反反复复的行事，让原本性情刚直的萧望之忍无可忍，于是在皇帝拘捕之前便饮鸩自杀。逼死老师后，汉元帝又特别的悲伤，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
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尽管他们师生感情颇深，但元帝对萧望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软，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再者，他已然知晓老师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老师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诛杀京房
萧望之死后，宦官当道，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公元前45年，易学大师京房举孝廉入仕，经常推演大事，而且奇准无比。元帝很是好奇，于是多次召见他，咨询国事。刚正耿直的京房很是看不惯石显等人的作风，所以隔三差五的劝谏元帝疏远他们。动了奶酪的京房自然被人嫉恨，只是他们在等待一个彻底将京房打趴下的机会。
很快，机会来了。京房向元帝请奏推行“考功课吏法”，用以整肃朝廷纲纪。元帝也觉着这事很靠谱，于是召集公卿朝臣讨论这事的可行性。结果可想而知，平时散漫的官员毫无例外地都投了反对票。不死心的元帝，决定在各州郡先试执行，石显等人瞅准机会将京房下放到了魏郡。京房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远离朝堂，身遭不测的日子就不远了，因为石显、五鹿充宗等一帮佞臣必定会在元帝面前恶毒地攻击自己，而自己将永远失去辩白的机会。
接到赴任魏郡的任命之后，京房便接连给元帝写了两封密奏呈递上去，恳请元帝务必要提防佞臣乱政，允许自己到年终的时候乘传车到京师向皇上奏事。元帝准奏。京房尚未出发，在石显、五鹿充宗等一帮佞臣的蛊惑下，元帝又改了主意，派出使者送来诏书，告知京房，到任后专心治理魏郡，不必回朝奏事。
京房更加恐惧，行至新丰，给元帝发出了第三封密封奏疏。行至陕县，京房又发出了第四封密封的奏疏，更为迫切地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奏疏石沉大海。一个月之后，京房终于等来了元帝的诏书，不过不是召他乘传车上朝奏事，而是敕命将他逮捕入狱。不久，京房即被杀头示众。
重用石显
京房死后，石显的权利空前集中。这当然和元帝的信任离不开，在元帝身体不适时，便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们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能成为人上人的人自然有过人之处，石显就很会揣摩元帝的心思。萧望之死后，他便极力举荐贡禹，这样既收买了天下儒士的心，又讨好了元帝，还落下了好名声，可谓一举三得。虽然石显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自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却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大汉王朝大厦也将倾。
汉元帝如果没有生在帝王家，或者没有成为帝王，他仁善的品质一定会让其成为一个对民众很好的好人。但却因为汉宣帝的不忍成为了帝王，他也就在糊里糊涂中将西汉王朝推向衰败，成了一个千古罪人。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