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仅是一个爱国诗人，还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屈原为何最后会选择投江自尽呢？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说起屈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至今仍有《天问》、《离骚》等名作传世。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屈原实际上还是战国时期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曾经主持过楚国后期重要的变法——草宪变法。这事儿还得从六国合纵攻秦开始说起。
一、六国合纵——草宪变法的时代背景
自从楚国大将昭阳大败魏国之后，楚国在列国中的声威有了很大的提升，楚国也因此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时主张合纵的战国策士公孙衍，在完成合纵联盟之后，推举楚怀王为约纵长，只是函谷关一战，约纵诸国各怀鬼胎打起小算盘，对秦国的战争都并无真心实意，采取不战而退的策略，这不仅使约纵各国的士气受挫，且进一步增长了秦国的嚣张气焰。
这时齐国孟尝君为合纵之事，再一次周游各国，他先是来到楚国。楚怀王接见了孟尝君，并且为维护自己约纵长的位置，许诺送给孟尝君一张象床，这时屈原站出来说，希望由他亲自为孟尝君送去，楚怀王答应了。退朝之后，屈原回到家中，对楚怀王许诺送给孟尝君象床的事感到不满，他之所以答应自己亲自为孟尝君送去，其实是为阻止此事。
因为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六国合纵是抵抗强秦的唯一办法，屈原希望孟尝君的五国之行，能够切实有利于加强合纵联盟。如果孟尝君接受了楚怀王如此贵重的礼物，那么他再去其他四国，各国也必然会效仿怀王拿出名贵的礼物相送，这样就使孟尝君巩固合纵联盟之行变了味道，必然不会树立起权威，对于合纵联盟会非常不利。
为了能取消送象床这件事，屈原找到了孟尝君的随从公孙戍，见到公孙戍后，屈原说：“我是楚国左徒，是负责为孟尝君送象床的。象床价值万金，如若损伤哪怕是一点点，就算卖妻当子也赔不起啊，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去送象床。阁下如果能在孟尝君那里说说话，以取消送象床，我愿将家中宝剑赠予阁下。”公孙戍回答说：“这个好办！”
公孙戍于是去见孟尝君，一见面便说：“先生您真的想接受楚王相赠的象床？”孟尝君说：“当然。”公孙戍说：“臣以为，先生最好还是不要接受。”孟尝君说：“为什么？”公孙戍说：“五国之所以相信先生，把相印给你，是听说先生在齐国能接济贫穷，亲和百姓，有大义在身。这次，五国国君把联络各国合纵之事交给先生，看重的正是先生的仁义与廉洁。现在你刚到楚国就要接受楚王这么贵重的礼物，那么你让接下来的其他各国怎么招待你？怎么想你呢？所以臣戍以为，先生还是不要接受象床为好。”孟尝君说：“那好吧。”
公孙戍走后，就去见屈原了，屈原连声称谢，并赠予公孙戍一把宝剑。第二天屈原进宫面见怀王，向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局势，说到合纵盟约的重要性，但又不可以完全依赖合纵之盟，因为各国的心难于真正做到统一。楚怀王认同屈原的看法，大约就是在函谷关一战之后，他似乎也看清了那个时代的国际局势，每一个国家都争相自保，联合并不能够真正改变国家命运，只有自己强大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所在。况且楚国此时也真的需要一场变革来扫除不利的局面。于是楚怀王决定任用屈原进行变法革新，以图改变楚国发展不利的现状，当时年仅26岁的屈原坚定地接受了楚怀王的任命。
二、草宪变法
那个时期的战国社会早已是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毫无道义、信用可言，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而且兼并战争激烈。这个特殊的时代要求当时每一个国家都要讲究生产效率，要将国家的财富尽可能地用于军事军备建设，而不是被庞大的不劳而获的旧贵族消耗。不得不说，楚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若不进行改革，很难顺应那个时代的发展要求，很难自我保全。
屈原非常明白这些，他知道唯有变法，改变现状才能使楚国图生存。但他同样也明白变法革新势必要消弱旧贵族们的利益，而这样做当然就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危甚至是生命。往昔楚悼王时的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打击旧贵族特权，在失掉楚悼王这个靠山后，被旧贵族乱箭射死；在秦国变法的商鞅，因变法触怒旧贵族，死后仍旧被五马分尸。这些离自己并不遥远的鲜活个例，如同振聋发聩的警钟，不断冲击着屈原的心灵防线，但屈原依旧接受了楚怀王交给自己的任务，实施变法革新，因为这样做正与他的理想相一致。
今天由于史料的匮乏，对于屈原起草的法令，以及具体的变革措施，已经不可以详知，但是从他的诗歌作品《九章》中，我们还是可以隐约看到当时变法的影子。屈原在诗篇《惜往日》中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明确讲述自己是受楚怀王之任命而进行变法革新的，在具体的措施中他注重吸收采纳楚国先祖优秀的治国方法，重视人民，重视对贤臣才士的任用，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坚定实施依法治国。健全楚国的法律，使各种制度都能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从“国富强而法立，属贞臣而日娭”的结果来看，屈原的这次变法革新，应该取得了一定效果，楚国的很多事务都交给了屈原等忠贞的大臣处理，楚怀王自己则变得很轻松。由此可以肯定以民为本，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应该是屈原变革的核心内容。
具体来说，在战国时代那种动乱的环境中，只有打击旧贵族势力，集中君王的权力，实施有效的官僚制度，任用有才干、有贤能的人，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积极向外扩张，才是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但是还有一个需要屈原考虑的问题就是权力都集中到楚怀王的手中以后，他会不会滥用权力，胡作非为呢。历史上独掌大权而胡作非为的君主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断送了国家的命运，如夏桀、商纣、周幽王等等。为了避免集权后君王的胡作非为可能给国家带来危害，屈原实施了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用法律来限制，君王要和普通百姓一样要遵纪守法，第二种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就是把日常政务交给忠诚的大臣来管理，君王尽可能少的参与政治管理。就是屈原自己所说的“属贞臣而日娭”。
楚怀王自己也被纳到入法律的约束范围内，虽然他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为了楚国的强大与发展，却也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变法实施后，显著的效果倒也令他很欣慰，楚国的国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加上又和齐国联盟，西方的秦国虽然十分强大，但不敢轻易侵伐楚国，楚怀王因为有屈原管理着国家事务，一段时间内，过得也非常的悠闲，时常还可以去云梦泽打猎。但利益受到变法损害的旧贵族们个个对屈原心怀仇恨，他们等待着时机破害屈原。
关于屈原为什么选择投江这种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珍贵的生命，历来说法不一，人们猜测的他投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原因一：他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它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它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
屈原著名的诗歌《离骚》，开篇就骄傲地自述了自己的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指的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颛顼帝高阳氏。屈原说，自己的世系可以上溯至上古的颛顼帝，这和楚国的世系是一样的。他诞生在贵族之家，父亲伯庸抱着对他美好的期望，给他取名“正则”，字“灵均”。“原”也是他的字。因为原的意思包含平正开阔的大地的意思，和名“正则”互为表里。虽然是楚国的大臣，但屈原也是楚国王族世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其它人可以离开，他却在感情上无法抛弃楚国，当祖国亡于秦人之手，他选择了以身相殉。
原因二：为想要完美而死。屈原性格刚直，而政治是黑暗和残忍的。屈原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楚怀王这样君王的带领和无能却攻于心计不为民政的同事们的配合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屈原想要的是“明君”和“哲王”，想要能真心为百姓做出业绩的同事，而赤裸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的将他扇醒，终于投江。
原因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此说以近人曲沐为代表。他认为“屈原的自杀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洽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
面对楚怀王、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其抱负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群小的谗害，因而愤感不平，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守“人道自任”的理念和对自身“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反顾地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只身赴死，以求得精神上的圆满。
原因四：为救顷襄王而死。这是一种较为新奇的说法。起源与一个民间传说：怀王死后，楚国已经变的不能再承受任何的攻击，而那时候的秦国经常对楚国进行侵犯，终于攻占了郢都。倾襄王在被秦国追杀的过程中想到了流芳在汨罗江附近的屈原，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扳回一局，重振楚国。然而秦军得知倾襄王的想法后追随而来，屈原为力保倾襄王，便与他交换衣服当着秦军的面跳下汨罗江，襄王获救。
原因五：以死震醒昏君。此说以近人王之江为代表。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守备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有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
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原因六：是楚国人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败给刘邦的项羽，也在乌江边自刎了。项羽当时也并非全无退路。史书上说：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总的来说，屈原愤然自尽的内因似应是理想破灭后的“绝望”，这样的死，当然不是怯儒或逃避对祖国的责任，而是对现实清醒的认知，是屈原坚守气节的最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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