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的名臣刘大夏 清正廉洁干练多才
刘大夏历经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颂扬。刘大夏曾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刘大夏为官之清廉，办事之干练，皆远超其他大臣，刘大夏也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刘大夏在明英宗时，开始了他做官的历程，但是当时的他地位很低，对朝廷政事虽然有很大看法，自己也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到了孝宗即位，天下形势开始发生改变，孝宗一心想要改变朝政现状，让国家得到更大的进步。于是提拔了多位肯改革，又有能力的大臣，刘大夏也是在这时受到了重用，开启了他建功立业的伟大历程。和其他朝中大臣相比，刘大夏的行事作风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务实的特性，是和其他人最大的一点区别。刘大夏做事不注重过程，最在意的就是结果，这一点对属下有很大影响，其他大臣的属下，往往会找各种困难借口，导致很多布置好了的事情不能得到施行。但是刘大夏的属下却不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上司要的是执行，而不是听你说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布置的事情往往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他本人更是厉行务实的风格，对于需要处理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遇到困难而放弃的时候，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和障碍，都能以极强的能力去应对，并最终解决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皇帝在他的影响下，也变得非常勤恳，而且皇帝非常喜欢和他交流，认为和他一起议论政事，是一件让人感到享受的事情，而不是必须要处理的枯燥工作。明孝宗的勤政也是很出名的，在他之前，两任皇帝都有懒惰的名声，到了他做皇帝的时候，这种懒惰的作风被一扫而空，除非遇到恶劣天气，早朝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早朝之外孝宗皇帝对召见臣子议事这件事，似乎很不感兴趣，往往在早朝之后，就结束了和臣子见面的一天。但是到了刘大夏进入朝廷核心之后，这种局面便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不愿召见臣子，到每天和刘大夏见面，逐渐又扩展到更多大臣，和他们当面商议天下大事，对很多问题都有很深入的推动作用。
孝宗皇帝和刘大夏之间的交谈，也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时候，比如皇帝和刘大夏初次见面时的谈话。那时刘大夏第一次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之前皇帝多次召他来京任职，但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了。皇帝问他，为什么之前那么多次召他进京，都被回绝了呢？刘大夏回答，说自己的确是年老多病了，目前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到了非常贫穷的地步，这样的形势下很容易发生暴乱，不是自己不愿为此劳心，而是生怕动乱发生时，年老之躯应付不了动乱，因此给国家带来祸乱。
刘大夏的回答非常真诚，是皇帝平时没有听到过的观点，知道他看问题非常深刻，于是对他十分看重，并且请教他怎样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刘大夏首先为皇帝分析了那些穷困的地方为什么穷，他说朝廷税负是一方面，天下百姓衣食丰足的时候，朝廷征得是这么多的赋税，老百姓缺吃少穿的时候还是这么多，于是就给百姓制造了困难，生存这件大事发生了问题。第二，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还在当地多加了各种名目的其他税负，比如广东，要完成为朝廷取香料的事情，就会通过这个理由，增加百姓身上的负担，导致百姓的生活非常苦，以至于人们都想要造反，来重新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利。
皇帝听了刘大夏的分析，认为很有道理，而且深刻地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让刘大夏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刘大夏向皇帝提出了很多建议，都是能够减轻百姓负担的利民政策，皇帝一一实行，让情况发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民间百姓知道刘大夏为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也都深深感激他，把他当做心中有老百姓的大贤臣。军中的事务，皇帝也询问刘大夏的见解，刘大夏说，之前臣说了民间百姓很穷，但是和百姓比起来，军中的士兵更穷。皇帝听了非常惊讶，说道这怎么可能？国家对待士兵是很好的，每月都有俸禄，他们不可能过得比寻常百姓更穷。刘大夏告诉皇帝，朝廷虽然拨出了给军士的俸禄，但实际上这些钱都到不了士兵手中，而是被主帅、军官等克扣掉了，最后落到士兵手中的很少很少，甚至有的军中士兵很长时间一分钱都领不到。
皇帝听了刘大夏的说法之后，马上派出人核实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存在，经过调查，发现刘大夏说的都是实情，有的地方甚至比刘大夏说的更加严重。于是皇帝再次找到刘大夏，说自己当了皇帝这么多年，对百姓和军队的事情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你说，到现在都还不能明白，自己统领的国家，竟然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步。于是继续重用刘大夏，让他负责扫清国家存在的各种弊端，同时自己兢兢业业操劳政事，使很多事情都得到了解决。所以有了这样勤劳皇帝，和正直大臣的配合，整个国家的实力就渐渐得到了恢复，人民也再次过上了好的生活。
破除潜规则 廉得坚定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于正赋之外，常常随意加征杂税，征收所得，谓之“羡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辖内百姓征收杂税，渐成常态，却不入官府账簿，任地方长官随意支配，或用以行贿，或自饱私囊，所谓“羡余”，遂成为官员贪腐的重要财源，不合法，却“循规”，数百年间，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省，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俗称“方伯”。刘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广东右布政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府官库中也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饱私囊，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羡余钱，遂命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库吏援引旧例，说这笔钱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而不应附列官簿。刘大夏已在官场干了二十多年，又洞达世务，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将眼前这笔钱装进自家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对库吏的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沉默了好一阵，刘大夏忽然大声自责：“刘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库吏将那摞赫然高耸的“羡余”，统统附列入官账，以供省府正常开支用，自己分文无取。
刘大夏以坚定的廉洁之行，在广东一举破除了风行数百年的贪腐潜规则，深受百姓爱戴和时贤崇仰。大儒陈献章隐居广东家中，声震朝野，被誉为“真儒”、“活孟子”。陈献章也高自期许，对人少有许可，而独与刘大夏交好，称颂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
财富观独到 廉得超脱
如果说，服膺儒家传统思想，具备高尚道德情操，是刘大夏面对非分所得，果断说“不”的精神动力，对财富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则是其在取舍予夺之间，举重若轻、洒脱超然的不二法门。
弘治十一年（1498）秋，刘大夏从户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华容老家，在祖坟旁建了一座草堂，养病、读书于其中，并亲率子弟耕田种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种所得，仅足衣食。刘家人世代礼让忠厚，有恶邻竟以为其软弱可欺，肆意侵夺刘家田地，刘大夏“任弗与争”，干脆拱手相让，不与争讲。
古时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处处都要对之惧让三分。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却主动拿土地让人，他这样做，固然有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对财富异乎常人的感悟。刘大夏常说：“财货须农务、负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至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见，只要是财物，不管用什么手段，从什么途径得到，皆可为我所用。刘大夏却认为：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而得到的财货，才能“获用”，才属己有。除此之外，轻易到手的，特别是“官货悖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所得，“终非己有”，到了也不会属于自己。暂时得到，一心想为儿孙造福，儿孙见其得之容易，也不会珍惜，或转眼即挥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灾引祸。
刘大夏身处明代中叶，有这样远超时人的慧眼和特识，他的廉洁，自然比其他古贤来得自觉，来得坚定而彻底。为官，就恪尽职守，薪俸之外，一无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读，劳动养家。虽然他一生没有机会经商，却数度亲操农务。在东山草堂专心耕读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刘大夏又被朝廷征召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岁的刘大夏从兵部尚书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从此，“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全无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农毫无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陷害，被逮之时，刘大夏“方锄菜园中”。正德五年，从发配地回家，已75岁了，刘大夏依然耕读不辍。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谒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带路，及至到家，才认清“老农”就是刘大夏。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让刘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许多世俗重负，如荷立泥塘，挺然净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骄阳，于轻松自得，超然洒脱中，尽享生命的高贵。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让刘大夏善于识人，使其人生，本能地远离贪腐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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