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草寇”们都想做的一件事，两千年却只有他一个人做到
从秦朝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陈胜吴广”们这样的角色。在荒淫无道的统治者眼中，他们是草寇，是反贼，是大逆不道的叛乱者。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称之为“草莽英雄”的英雄，他们还有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称呼“绿林好汉”。明朝还有一本专门称扬和赞颂这些草莽英雄的名著——《水浒传》。在这本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里，这些“草寇”们是一群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在梁山泊竖起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劫富济贫，杀贪除暴，与腐败的封建统治者斗争。我一直在想，倘若宋江没有招安而是招兵买马，与大宋朝对抗到底，会不会一举而成帝业呢？
都说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到底该怎样去理解才合理呢？很多时候，似乎具有必然趋向的时势，最终没有造就英雄，甚至把那些曾经站在历史舞台最顶端的人一下子推入万丈深渊。这类“英雄”，或者说“草寇”，也曾一时叱咤风云，露出王者风范。但是，大部分不是选择放弃，就是被看不见摸不到的“时势”打击的粉身碎骨。宋江、方腊之辈如此。李自成、洪秀全之辈如此。还有的时候，“时势”貌似给了英雄最闪亮的舞台，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却辜负了时势的早就，不可思议地败给了那些绝非被时势所看好的所钟意的弱者、配角或者二流三流人物。项羽之于刘邦如此，袁绍之于曹操如此，陈友谅、张士诚之于朱元璋如此。
如果说古代的“草寇”们都有哪些理想，试看看《水浒传》中李逵这一角色，便能说明所有情况了。此人天性好杀，但是思想却很单纯，一心只想着啸聚山林，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但是他也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那就是“提着两把板斧，杀进东京城，夺了狗皇帝的鸟位，让俺宋公明哥哥当了大宋皇帝！”试想以李逵这样单纯的心态，虽然自己没有做皇帝的心愿，但也始终想着自己的宋江大哥能造反成功当上皇帝，那就更不消说其他的人物了。恐怕自古以来的草寇没有不想做皇帝的。
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唯一一个从最底层登天，以草寇身份起兵，一举而成帝业的，只有明太祖朱元璋。那汉高祖刘邦，虽然出身也不高贵，但是好歹也是一亭之长，是个有官职的人。与朱元璋相比，谓之“草寇”还是过于牵强的。毕竟刘邦不可能吃不上饭，更不可能去讨饭。既如此，也就不能称之为“草寇”。
缘何吃不上饭的“草寇”朱元璋能当上皇帝，成为开三百年国家基业的一代雄主呢？缘何众多草寇都不能做成此事而只有他朱元璋做到了呢？
关键在于两个字“变质”。
但是“变质”又是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变了什么样的“质”，又是怎样变的呢？
我们来做一个十分简单的对比。
1368年元月，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大明朝，改这一年为洪武元年。
1644年元月，李自成定都西安，建立大顺朝，改这一年为永昌元年。
1368年，朱元璋进驻南京城后，宣布大赦天下，安抚南京城的富户和百姓，不但与民秋毫无犯，并且还开仓赈粮，维持治安。第三个月，朱元璋下《求贤诏》，广纳隐居山野的贤人和愿意弃暗投明的元朝旧臣，入朝做官。有很多元朝旧臣初时不敢抛头露面，更不用提效奉新朝了，纷纷离家准备避难。可是当他们看到朱元璋的求贤诏之后，方才知新朝的宽容大肚。结果，他们都敢出来做官了。留在南京城的官员，不少都是元朝旧臣、降臣。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成了帝都的新主人。进城之后，李自成的权将军刘宗敏，把北京城的官宦权贵之家抄的一个不留，日夜拷虐百官，勒其钱财。“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
按照“阶级斗争”的眼光，苦大仇深的李自成和刘宗敏，胜利之后痛打劣绅、分其浮财，对阶级敌人毫不手软，是以证明了自己不忘阶级苦，血泪仇，而坚决斗争到底，报复到底，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变质”。从个人的思想境界上来看，他们仍然是受苦受难，饱受阶级压迫，没有走出阴影的穷苦百姓。
而“穷苦百姓”，是做不成皇帝的。
反观朱元璋，他的起点和李自成，刘宗敏此辈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也苦大仇深，但是胜利之后却将阶级仇恨抛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他下《求贤诏》，对曾经压迫他的元朝官员们礼贤下士，还抛弃前嫌给他们官做，安抚他们的心灵。朱元璋此举，可以理解为“忘本”。他没有把他自己在当成一个穷苦百姓，或者是一个流寇，而是站在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士绅队伍行列，与他们为伍。这，便是朱元璋的“变质”。
然而，这种变质，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的“草寇”都能实现的。也许不是不能，而是不想，或者不愿意。但是只要能“变质”成功，那就是新生，就是改变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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