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的对华政策
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是鲸吞中国天赐良机，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突然高唱起日中亲善的调子来，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图片来源于网络）
虽然此时的日本国势蒸蒸日上，但是想要在“一战”时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一口吞下中国，依然属于蛇吞象的妄想。
于是总想制造混乱，以收渔翁之利。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中国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动荡，日本人则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
青木中将奉命来华“考察”，策动反对袁世凯的各派势力。蔡锷从北京逃到天津后，也是先到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参加护国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越南境内转运武器弹药和军用品给护国军，同时通过云南救济四川反袁势力步枪大炮。护国军策划与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离开上海赶往广西，途经香港越南，也是日本武官青木中将一手安排。在此之后，日本还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成立肇庆军务院；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
青木宣布：日本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反对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在长江沿线发动起义。除支持南方反袁势力外，日本还在东北、内蒙古支持满蒙亲贵和宗社党暴动；策动在南满东蒙建立特别独立国，以在大连的逊清肃亲王善耆为皇帝，帮助这一地区实行独立和自治……后来，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于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
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内战无从自拔，反而三大派系的军阀逐渐形成：首先是皖系形成，段祺瑞以其掌握政府事权的地位，拉拢北洋军人，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傅良佐等，依靠过来。而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山西阎锡山、两广龙济光、四川刘存厚也是纷纷投靠过来；直系也逐渐同时形成。1918年秋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站到前台，实力急剧膨胀；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全境，利用空档，招兵买马，形成奉系。
三大军阀很快达成妥协，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体恢复了秩序。
实际上，只要当时的中国没有陷入大的混乱，以日本的国力，仍然是不大可能立即占有中国的。加上日本人急于求成，四处点火挑衅的行为，激起中国人普遍的厌恶与敌视陡然增加。这使得日本自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来表现出来的"善意"，荡然无存。还有，尽管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但是，西方列强非常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国，否则日本占据整个东方后，将一跃成为世界的巨无霸，一直以来的世界均势就完全被破坏了，这绝对不是西方所愿意见到的。袁世凯死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英法舆论也对日本相当不满。
一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陷于两难，难以在短时间内占领中国，就好像卡在喉咙的食物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难受。而且随着“一战”接近尾声，欧洲势力重组，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日本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中国只有表现出友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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