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的首任卫士长，先护主席上井冈山，又送主席进延安城
他是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先护送主席上井冈山，又送护送主席进驻延安城。
他就是开国上将张宗逊，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张宗逊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张宗逊的入党时间之早排在第五位，他是参加过第一次北伐战争的4人之一，是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5人之一，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过历次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的4人之一，是有黄埔军校学历的7人之一，而他的年龄在47人中则不算大，排在中间的位置，可谓资历深厚，年轻有为。
1946年12月,张宗逊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机场检阅晋绥第一纵队
1927年7月，张宗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团长卢德铭)参谋。按照中央规定的秋收起义计划，各团由东向西攻击，目标是夺取长沙。行动中，张宗逊率领一连兵力，在第一团编成内行动，向西攻击时，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担任后卫。连续战斗十来天，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初步展现了他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才干，引起了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关注。由于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的指挥员又大都缺乏实战经验，起义军损失严重，卢德铭不幸牺牲。
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西进夺取长沙的计划，改向东南湘赣边界的山区转移。1927年9月，起义军转战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起义军在三湾休整了五天，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起义部队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七个战斗连队，共约1000人。张宗逊调到特务连(连党代表罗荣桓)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陕西渭南人时，风趣地说:“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而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和鼓励。
1927年10月23日破晓，部队在江西遂川县大汾镇突然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萧家壁部的袭击。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命令张宗逊带一个排，负责护送毛泽东。秋收起义前后，几十天的长途行军跋涉中，毛泽东的脚背早已被草鞋磨烂了，走路一拐一拐，行动很困难。他不时的微微皱一下眉头，有时被崎岖的山路猛地硌一下脚，禁不住轻轻吸一口冷气。看到他艰难行军的样子，张宗逊和战士们一次次提出用担架抬着他走，毛泽东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自己能走。”张宗逊坚持要抬，毛泽东坚决不坐。双方争执不下，彼此都很动情，毛泽东退让说:“你给我弄根竹竿，咱们拄着慢点走，好吗？”争执才平息下来。在回忆此段经历时，张宗逊曾感慨地说:“我们觉得，毛委员是读书人，并不善于长途行军，但他竟能如此经得住艰苦，很令人佩服。”
1939年，张宗逊（前排左四）在山西兴县和358旅干部会议的代表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张宗逊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一度兼任过江西永新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张宗逊一直在毛泽东率领下行动，紧随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张宗逊都能较早地得知，认真学习领会，并积极贯彻执行。患难结挚友，危急见真情，张宗逊以自己诚实、忠勇和勤奋的品行，赢得了毛泽东的器重，遂逐步提拔他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和师长。张宗逊率部打了多次硬仗恶仗，两次身负重伤，为保卫根据地和维护毛泽东竭尽了全力。在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向毛泽东倾诉了心中的郁闷。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并指点他说：“周恩来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率部参加了长征。
红军万里长征过程中，张宗逊先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主力第四师师长，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率部强渡湘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1月，中央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之后，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张宗逊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冬，在陕北的保安县城与毛泽东会合。此时，毛泽东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一看见张宗逊便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革命反倒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乡，给了你更便于施展才智的地理环境，我真替你高兴呦！”张宗逊则恳切地说：“我希望还是跟着主席做点具体工作。”毛泽东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随即对张谈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时局变化。
当时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万里长征虽然在陕北会师，但却都驻扎在保安县及其西北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都驻有国民党的军队。经国共两党代表协商，国民党的军队自行退出延安及其南面的几个县，让红军进驻，以利红军休整，然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时年二十八岁，正值人生体力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中央军委一局，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局，是军委指挥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下设作战、文秘、机要、警卫和行管等业务单位，并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加总参作战部再加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张宗逊到职后，毛泽东指示他立即筹划把军委机关迁往延安的事宜。张宗逊率警卫团一部及先遣人员，乘马星夜赶往延安，划分了各单位的驻地，布设了警戒，制订了迁移方案，返回保安呈请毛泽东审定并下达各单位后，便跟随毛泽东由保安向延安转移。两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奔赴延安的大道上，边走边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张宗逊说：“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吧？还记得你强迫我坐担架的事吗？”张宗逊还是以憨厚的微笑作答。斗转星移，转瞬十年。毛泽东由初涉军阵的领导人，变成了三军统帅，张宗逊则由卫士长，变成了统帅部的高级幕僚。1月13日，中央军委机关全部进驻延安城及其附近地区。从此，延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圣地。
我军进驻延安后，延安西北边的几个县都成了红区，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但南面紧邻延安的富县和甘泉县，还是缓冲区。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撤走了，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依然保留着。为了妥善解决两个县地方政府的更迭和地方武装的改编，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富甘地区警备司令，负责收编该地区的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和建立人民政权。这一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延安创造了比较安全稳定的环境。从1937年1月至7月，张宗逊跟毛泽东同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跟前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和军委总部的首长处理军务。此时的张宗逊成了联接红军各大单位的中间环节，从而也结识了红军总部和各个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这半年多的相处过程中，毛泽东对张宗逊诚实、厚道、勤奋、谦虚的人品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了解，张宗逊也获得了近前向毛泽东学习的大好机会。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毛泽东讲话，看到毛泽东起草或批改的文电，耳濡目染，大长了见识。对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兼听各方意见和辩证分析问题的工作方法，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赖和友谊。随后，应贺龙的请求，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
毛泽东(后排左三)与张宗逊(前排左二)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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