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像曾跟毛主席一起挂在天安门城楼，南昌起义时却不被人看好
他是大名鼎鼎的军中元老，他的头像曾经跟毛泽东一起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南昌起义时他不如叶挻，贺龙，他的手下只有区区五百人，然而最终中国革命的火种却是在他手中播下的。
他叫朱德，虽然是元帅中名气最大，资格最老的，但在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没有哪一个人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一号军人。
1949年7月7日，纪念抗战爆发12周年，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相片。此时北平已经解放五个月。横幅上表明是“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这是大会的会场。朱毛像并列，是中央苏区的传统。城楼墙上的标语是临时贴上的，“中国人民胜利万岁”。横幅与标语都是自右向左书写。城楼已显年久失修，桥面与墙面都显破败。檐下还可以看到“承天门”的匾额，不久它就被国徽取代了。宫灯与红旗的装饰已经有了，并非开国大典的创意。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
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几乎没人听朱德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一个老同志罢了。
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是9军副军长，当时，9军就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五百人，只能算一个营。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从9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24师人员。
这是一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和组织上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打散了，这点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的朱德，以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1949年朱德在开国大典上
人心散了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是，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由于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
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后来，75团团长张启图，写了一份《关于75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的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长、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74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伙出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或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来找陈毅，说：“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部队面临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就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力挽狂澜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镇定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在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为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粟裕回忆说，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提着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朱德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也为中国革命播下了胜利的火种。
朱德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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