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让李鸿章落马的清末日谍案
1888年，效命于日本间谍组织“乐善堂”的石川伍一承担起了侦察中国四川的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石川伍一曾遭到官府的逮捕，但每次他都用自己纯熟的汉语蒙混过关，化险为夷。然而，在6年后的天津，无论他如何巧舌如簧，都无法全身而退了。落网后，他先是百般抵赖，但刑具一上，他便乖乖招了——称自己是日本间谍，从军械局书办刘棻那里刺探了许多军事情报。
捕获石川伍一后，李鸿章并没有对外声张。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就给总理衙门发了一封照会。田复礼并没有在照会里点石川伍一的名，只是隐晦地称：如果在中国内地抓到了日本奸细，请中国方面调查清楚后再发落；要是真的抓到了日本间谍，把他驱逐出境就是了，不必深究。
对于美国人的建议，总理衙门表示反对，并在回函中写道：“中日两国现已开战，战守机宜，关系极重。日本奸细改装剃发，混迹各处，刺听军情，实与战事大有关碍。且虑潜匿煽惑，不得不从严惩治……”
被总理衙门回绝后，田复礼干脆直接找李鸿章要人。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田复礼说：日本已经声明石川伍一不是间谍，请李鸿章立即放他回国。收信后，李鸿章令盛宣怀代为回复。盛宣怀回复称：《中日修好条规》中明确约定，两国商民均不能改换衣冠。两国友好时尚且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两国已经宣战，石川伍一忽然改换衣冠，假冒华人，藏匿起来是何居心？况且，在日本领事小村回国时，清廷已经问过美国人还有没有日本人留在天津，回复是所有在津日本人都跟着小村回国了。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改装易服的石川伍一，他不是潜伏奸细，又是什么？
盛宣怀的回函有理有据，田复礼理屈词穷，无法自圆其说，只好不再对此案置喙了。
虽然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干涉给予了坚决回击，但关于石川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经落网达10天之久，李鸿章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透露给朝廷的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8月13日，余联沅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并供京城内奸细亦不少。”一看传闻越来越邪乎，连子虚乌有的“用炸药轰火药局”都出来了，李鸿章赶紧出来辟谣说：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但绝无“用炸药轰火药局”一事。
李鸿章为何迟迟不向朝廷奏报侦破了一起间谍大案？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道破了天机，原来，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坊间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伍一案有瓜葛。朝中清流甚至借此抨击李鸿章为通敌“秦桧”，建议朝廷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这样一来，朝廷便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
8月30日，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案件审理结果。然而，这份报告所叙述的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比如，石川伍一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回之前突然剃发假扮成中国人的，可在李鸿章的报告里却成了“改装多年”；石川伍一已经招认曾向刘棻刺探过军情，但报告却称“无传播军情等事”。
朝廷并不相信李鸿章奏章里的说辞，9月1日，光绪皇帝在给李鸿章的上谕里写道：“著李鸿章督饬严刑审讯，如揪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随后，光绪皇帝向李鸿章坦言，有言官已经奏报他隐匿不报之事，并警告他不得宽纵奸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重臣而言，此番言辞已经算是非常不客气了。
事实上，石川伍一案被捅出来以后，京津两地关于北洋内部通敌的传言就甚嚣尘上。其中，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就奏请密查北洋，他在奏折里说：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军械局总办以来，在置买军械时经常与验收者沆瀣一气，偷梁换柱，以致北洋军队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石川伍一案中的主犯之一刘棻，又是张士珩的下属，难保李鸿章在处理该案时不会有所偏袒。
张仲炘的奏折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会适得其反，李鸿章便赶紧上书说，石川伍一已经供认自己刺探了大清的军事情报，但李鸿章却设法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控制在刘棻以下。
9月20日午时，刘棻依律被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被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就在石川伍一被正法的当天，礼部侍郎志锐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称李鸿章上报的石川伍一的供词是“伪供”，同时附上了真实的供单。
在这份供单里，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1883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人引荐的，至今已有两三年了。刘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再把这些情报交给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由其带回日本。石川伍一称：张士珩大人与神大人（神尾光臣）最好，因此才将情报告知神大人。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刘棻等人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还招认，潜伏在中国的日谍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叫钟崎三郎的人，现居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汉奸穆十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击沉清政府租来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的信是从中堂府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呈报的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那么，这样一份牵扯到李鸿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单，到底是真是假呢？从供单提供的许多细节来看，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此外，石川伍一死后一个月，钟崎三郎果然在大连金州落网，而潜伏在北京的汉奸高顺、穆十也确有其人。钟崎三郎、高顺、穆十都是李鸿章呈报的供词里没有提到过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石川死后被捕的，如果不是石川亲口供述，志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的。可能考虑到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看到志锐的奏折后就没敢呈给光绪皇帝，这个爆炸性新闻便在军机处档案里沉睡了上百年，李鸿章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经此一案，清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在华潜伏的日本间谍。而此时，日本的间谍组织已经在华活跃了十多年，他们庞大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大清帝国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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