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决定刘伯承到会参加整风
6月14日，邓小平再次召集小组会议。而在此会中，邓小平经手处理，甚而主导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会议高举「反教条主义」旗帜后，中共建政以来军事教育与训练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是否应要出席会议共同商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提出要对刘伯承相关工作加以讨论，以及刘应否出席会议等问题者，并非来自中共中央或是军委领导层，而是被鼓励大胆鸣放意见的会议「群众」。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会议的邓小平，不忘对此善加利用。
约在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的前后，由军中院校代表组成的院校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为正副组长）的一次小组会上，根据廖汉生的回忆：「有的同志提出要刘伯承元帅到会，听取意见。会后，还有的同志要我出面跟军委说，要求刘帅来京参加会议，以免被动。」廖眼见会议中对「教条主义」以及刘伯承的批评有增多的情况，便电话联系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张震，向后者通报会议的情况，并表示：「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廖汉生所设想的刘伯承本人不用到会而由他人代为转达意见的提议，看来已为刘伯承所接受。因为在6月12日，廖汉生即曾向会议主席团转达刘伯承对会议新主题「反教条主义」的「三条意见」：「一、军事学院开展反教条主义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二、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三、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战役决定战术，也就是说政治必须挂帅。」从中，可以看到刘伯承既对会议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也肯定自己灌注心血的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议题上是有跟上并站得住脚的。他或因此自认无必要出席会议。然而，「上」不从刘愿。未几，刘伯承就如同被「赶鸭子上架」般地被会议组织者示意要出席会议。
在6月14日邓小平主持的小组会议中，黄克诚汇总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表示：空军小组的两位将军（刘震、曹里怀）对于彭德怀爱骂人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福州军区对刘伯承也提出意见。对此，谭政表示：刘的身体不好，先将针对他的意见加以汇集，待大会结束后，俟刘身体好时再转给他。其他与会者对此并无异议。这多少也应与廖汉生在两天前已向会议主席团转达刘伯承倾向不出席的意思有关系。然而，会议主持者邓小平却表示：「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黄克诚在会后指示廖汉生联络张震，将会上的意见转报刘伯承。黄克诚事后表示，邓小平乃是从毛泽东处来主持此一会议的。
另外，根据时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王焰的亲身所闻：在会议期间的一天（作者按：应也在14日左右），邓小平从毛泽东处回来和彭德怀谈刘伯承是否要出席大会的问题。彭德怀明白地表示：「刘帅有病就不要来了吧。」然而，邓小平却回复：「来一下比不来好。」既然形同毛泽东对会议之代理人的邓总书记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彭就没有再说下去了。有资料指称：彭德怀后来自己被罢官后曾嘱咐侄女彭刚将来要找机会给刘伯承家带话表示歉意。彭刚后来对刘伯承的女儿表示：「〔彭德怀〕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
根据《彭德怀全传》的披露，6月16日上午会议主席团的会议纪录记载：「廖汉生传达了刘伯承同志准备来开会。请廖汉生同志给张震同志一个电话，刘帅是否来京开会，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能来，还是来好。军委不再正式表示态度。」当天晚上，人在南京的张震回电表示：刘伯承准备到北京出席会议，启程日期另行相告。相关消息立刻报告黄克诚，也转报给毛泽东、邓小平及彭德怀。至此，在邓小平出面对彭德怀为首的军委所作的督促下（甚至可说是一反后者的初愿），刘伯承赴京到会检讨一事终告确定。
邓小平何以在14日的小组会议上力排众议要刘伯承到会？何以在他与彭德怀的两人谈话中直接否决彭认为刘不用来的主张？首先，从会议操作的需要上，此事直接关乎前面提及的如何让会议中的「反教条主义」主题更能聚焦的问题，也就是使会上批判能因有更具体的指涉对象，而有助产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效果。邓小平驱使军委负责人「邀请」军队「教条主义」问题的重要关系人刘伯承到会，确可对会议在批判「教条主义」问题上，起到火里添薪、助火旺烧的效果。何况，最先提出要刘与会的声音，乃是出于会场中鸣放的意见。要刘出场，既有「民意」的基础，还可以不挫伤「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的革命热情。
其次，邓小平更深层的考虑，恐怕还有他对毛泽东心意的顺应与迎合，以及自己权力利害的计算。毛泽东在1958年中对军队「教条主义」现象与问题突然加以重视的原因，以及所抱持的意图可能包括：一、鉴于此前苏联与「波匈事件」的教训，藉此「杀鸡儆猴」强化对军队的领导；二、配合中共当时尝试走出自身发展道路的企图，先破再立，在军队中排除苏联过多的影响；三、因应「大跃进」的形势需要，在思想上对军队进行动员，使之跟上并投入；四、响应中共党内、军中要求重视相关问题的声音（包括邓小平、林彪在内的高级领导人，以及如方强等将官），以示自己倾听下级、关注问题。另外，也存有一种可能：毛泽东预见军队若持续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长久下来可能会对他个人在军中的影响力有不利的后果；对主其事的刘伯承严加批判，也可顺道一报江西时期毛遭刘排挤之仇。也就是指1932年10月，刘伯承在宁都会议有关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响应「国际派」将毛逼退的主张，以及之后刘又曾撰文批判毛的军事观点与主张等事。
邓小平不用毛泽东的名义而执意要中央军委负责人安排刘伯承出席中央军委会议，既可不拖「主上」下水而又能满足后者内心所想——对刘伯承新账、老账一起算。此论并非全然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猜测。因为在不到一年后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喜不自胜地表露出他成功藉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之机，对刘伯承算账出气的快感。若没有邓小平在当时的张罗，毛此愿能成与否，恐是一未定之数。
最后，邓小平是毛泽东委托操作军委会议走向、将会议宗旨改为「反教条主义」的人，他若回避或袒护作为军队「教条主义」问题最大「嫌疑犯」的刘伯承，不能身先表率，恐遭人非议。尤有邓小平要谨慎处理之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前后，正值毛泽东进行权力与组织调整，以为行将发动的「大跃进」作准备之时。毛泽东扩大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使邓在中共党政权力分配上的地位，可言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相关的细节讨论，可见第四章）。毛泽东派邓小平至军委扩大会议「监军」，也反映毛对邓的信任和器重。然而，同时也可能是藉此考验大权在握的邓的政治忠诚度，亦即要邓在当下政治上的「识马伯乐」毛泽东和昔日沙场上的生死战友刘伯承之间做一选择。刘伯承此时已是残病交加、不便行走，邓小平仍然力主刘赴京与会，应算是给了毛泽东一个再清晰也不过的答案了。
刘伯承必须抱病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乃是军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所做成的决定。对于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刘伯承，邓小平是赞同要给予批判的（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坚称「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刘一波高于一波的批判，邓小平却有所保留，特别是当对刘的批判，显然已超出对他「教条主义」错误的指责之时。
中共的政治大批判经常会流于「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的情形。这是因为在上级示意要对特定对象展开批判后，下级为表政治进步，通常会争先恐后犹如饿虎扑羊地跟进批判。在此过程中，识时务远比讲事实还重要，不然恐会有引火烧身的可能。其中顺道挟报私怨，更是常见。批判的内容到后来只会越扯越多、越来越与事实不符。刘伯承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既已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其他的中共要人自不会对之客气。彭德怀与林彪在毛泽东起头后，从批判刘伯承在中共江西时期与中共建政以后的「教条主义」错误，进一步地对刘在抗日时期、国共内战时期的功绩开始有所质疑，更干脆指称刘伯承在「二野」的战事中作用不大，大有不把刘参加中共革命后的历史全部斗臭、斗倒则不罢休的架势。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有关揭发，为批刘提供新的线索，其结果可能会将对刘问题的审查再予升级。在中共中央与军方高层开会对之进行讨论甄别时，相关时期与刘一起工作、个中详情最为清楚的邓小平，自有超乎他人的发言权。对于这种针对刘伯承的愈渐失焦、失实的批判，当着毛、林、彭的面，邓小平不但不予苟同，更直接跳出来踩煞车。邓同意对刘「教条主义」错误予以批判，但也认为应以此为界，不能将刘全盘否定、一杆子打死。
在前述的邓小平1972年所写的信中，对于自己当时针对刘伯承问题与林、彭所作的交锋，有如下回顾：
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甚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邓小平在1980年与杨得志、杨勇、张震就「反教条主义」问题的谈话里，还表示他当时曾直接就刘的问题向毛泽东反映。邓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
邓小平这种主张只攻刘伯承「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扯其他的态度，在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大会讲话中，有较完整的表述：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邓小平何以会如是为之？首先，邓小平若认可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战场表现所作的背离事实的贬抑，无异于对他们针对刘的「假指控」作伪证。邓如从之，将来也可能会落人口实，被说成是他趁火打劫，意想一人独占「二野」的军功。
其次，邓小平若呼应林、彭，极有可能会让已因「教条主义」问题饱受批判的刘，再失去战功这层保护膜，面临被全面打倒的危险。对于作为「教条主义」「首犯」的刘采以「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作法，其恶性示范的作用与连环效应，也势将大大不利于会议整风的整体健康发展。身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担负将会议开好重任的邓，恐不乐见其发生。相反地，邓这时出手规限对刘的批判，将之就事论事地限于对后者「教条主义」问题的揭批，既符合中共中央在6月初对会议所定的「反教条主义」主题，也可援之为例证明党对相关斗争是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理、有利、有节」等方针。
再次，邓与刘长年并肩作战，世人多以「刘邓」称之。两人在共事过程中，虽不免有歧异，以至于摩擦，但因工作风格相补，大体配合得不错。邓对刘知根知底，自己过去勋业的建立也与之密不可分。刘在这次军委会议「虎落平阳」，邓扮有要角，但要其坐视他人将刘尽往死里整，而自己完全对刘见死不救，恐也于心不忍、狠不下心。
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战时指挥能力与功劳作证，足让林、彭哑口无言，有效地限制了会议高层对刘愈渐失焦的批判，也对毛泽东的相关态度造成了影响。6月29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针对刘伯承与萧克的问题分别表示：
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刘伯承同志是党内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没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两头没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毛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刘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至于萧克就没那么幸运了，毛表示：「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当毛讲到对刘的评价时，邓小平也见缝插针地从旁表示：「刘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毛泽东除了采纳邓小平所提的会议批判刘伯承只应批其「教条主义」错误的主张，也接受了邓的意见：刘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尚不至于影响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毛泽东之所以「从善如流」，或因毛若欲藉「反教条主义」之名，对军方行「敲山震虎」、对刘个人「算陈年帐」之实，刘本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无异于一只「死老虎」，何况刘也已摆出低首认错、准备检讨的姿态，再过度为难之并无太大意义。邓小平为刘伯承「仗义直言」，是在响应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号召（刘到会也是由邓出面促成）的前提下进行的，与毛本人冲突不大。再说局面弄僵，对于会议的发展未必有利，反恐有害（邓的意见若不算数，将有损其再继续代表中央领导会议的威信；会议走势也可能会因此急遽变化而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毛也可藉此笼络人心，并同时给邓一个作顺水人情的机会。所以毛泽东索性顺势而下，将刘伯承问题作较轻的定性——「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也对刘认真的态度予以肯定。
毛泽东在6月29日的座谈会上宣称：「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让犯有「教条主义」错误者在会上公然认错、伏首认罪，其他与会者鉴此能有所警戒、体悟并转化想法，就是会议达到目的的一项重要标志。
邓小平在6月中为了避免「反教条主义」的号召在会议中热不起来或热不持久，透过军委领导人半请半押地要刘伯承到会；6月底，也是邓小平将刘伯承竖立为证成会议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标兵」，以防会议「反教条主义」批判过热到将「教条主义」的「患者」全面烧焦、烧糊的地步。毛泽东虽然也为刘伯承讲了些好话，并表示刘无须到会检讨，但还是要之「表示个态度」。易言之，刘多少还是得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表达悔悟，以示中共中央「反教条主义」政策的正确。如何让刘顺利「交卷」，使之在程序上完备一名被党抢救过来的「标兵」最后所需的合格条件，也是邓小平要费思量的问题。
陈锡联回忆：邓小平在中央与军方高层为刘伯承说项后，邓「还让我去看望一下刘伯承，请他写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自己不能写，让别人代写也可以」。亦即就邓看来，要刘作发言，形式上的需要乃大于内容实质。
但刘伯承对此却很认真地看待。陈锡联回忆：
我去了，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也转告了。刘伯承说：我写，我自己写，我不找别人。出来后，我看汪荣华在掉眼泪，忙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老的眼睛快瞎了，青光眼很严重。我急忙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个情况。小平同志大声说：不要写了，事情会弄清楚的。
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浊的元帅说到做到。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下属体贴地为他撰写检讨发言的草稿，并主动分摊责任。然而，刘读后不满意要求改写，最后干脆自己动手伏案「大加修改，着重检讨自己」。刘伯承坚持要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曾言要他「表示个态度」，而且没有一个适切的表态，军委会议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也不会轻易让他过关；从刘伯承的官方传记所披露的数据来看，另外也不乏一种可能：刘自己做的虽是一个违心的检讨，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实情，以曲笔的方式为己辩诬。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写完检讨报告后即交代秘书呈送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审阅。粟裕给彭、林看检讨报告，主要因两人为军中两大「龙头」；粟交给邓看，则因邓代表中央召开元帅会议，大有来头。刘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邓小平在会议中的关键角色。他完成检讨发言稿后，也交送邓审阅与处理。邓小平处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态而让毛泽东裁决。7月8日，邓小平将刘准备在会议上讲话的发言稿批报毛泽东：「这是伯承同志的发言稿，他要我们帮他看看。我已打印几份送几位同志帮他看看。现先送（这）一份看看。」邓小平心里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帮刘伯承部分解围了，也就是将对刘的批判缩限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现在刘主要就「教条主义」问题作检讨，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说甚么了。而且刘在检讨稿中所表示的态度，是否吻合毛泽东在6月29日要刘表示的「态度」，也只有毛本人说了算。邓自不会越俎代庖，也可在此问题上，向毛表现出对其职权的尊重。
不到一日的光景，7月9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批转的刘伯承的检讨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好的。」刘伯承的检讨内容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它还得交诸军委扩大会议，让会议的「领导」和「群众」所接受。对于刘伯承到会检讨能否顺利一事，邓小平不敢轻慢，也颇下功夫。因为邓得回头向会中大大小小的「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做工作，他们激昂的「反教条主义」情绪，追溯起来还是由邓自己所煽起的。
邓小平首先尝试打通对刘伯承还怀有「革命义愤」、认为不能就此了事的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思想。邓在高层开会时表示：「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7月9日，邓小平会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人研究刘伯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的有关事宜。同日，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联席会上传达毛泽东所言的「刘〔伯承〕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无一不是为了让刘伯承在预定10日进行的大会检讨能顺利过关先行布置。
7月10日乃为同情刘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缠身的刘伯承，在他人的搀扶下登台检讨。然而，与刘作检讨的政治气氛极不搭配的是，台下将官听众衣装笔挺、正襟危坐，他们在「有罪〔教条主义〕在身」的刘台上现身时，以及检讨发言结束后，对刘报以的竟皆是热烈的掌声。如此很难不让人去想象这背后有邓小平在事前的居中协调与安排。若真是有，也算是邓为了「老战友」在历尽会议风波后能较体面地离场。
邓小平在22年以后强调，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之时：「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但是事情的实际过程，显然较他的此番说词更为复杂与曲折。因为正是邓小平将刘伯承架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满足了毛泽东藉由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树立自己独尊的军事权威地位的心意，并痛快地一了他与刘之间的历史私怨。在此过程中，刘身心饱受煎熬。只是刘在会中被整到最后，也是由邓稍事缓颊，使之在「大教条主义者」这顶政治高帽不离头、自己有错有责不离口的情况下，从会场上脱身。
摘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