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北京42天的帝王生涯———一派“寇者气象”
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然而他们如摧枯拉朽而来、却似风卷落叶而去，临走时，他放了一把大火，他留不住本已属于自己的江山，也不愿意它落到别人手里。42天，一个王朝以大跃进的步伐走完了由兴起到败亡的全部路程。
三月十九日辰时，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骑着乌驳马，自德胜门入城，穿过大明门，一路杀到紫禁城前。天下，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落在他李自成的掌心里了。与曾经征战的荒山大漠不同，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都以为自己的造反生涯就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生活在明朝暴政之下的民众,也曾寄希望大顺救民于水火。大顺军进京前,京城民众“每言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可见民众起初对大顺是何等的期望。据记载，当年闯王的军队刚进城时，也是纪律严明,规定如果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于是居民脸贴“顺民”二字,簟食壶浆焚香夹道迎接闯王进城;商贾营业,街市如常。
对于在荒凉贫脊、饿殍遍野的土地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来说，厉兵秣马的岁月结束了，船靠码头车到站，现在所需要的是权势、金钱和美女。
人性一旦堕落，立刻就深不见底。
据史书记载，李自成养军有百万，每天至少要消费掉八千盅粟，“军需匮甚。”为解决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闯王颁布了《掠金令》筹饷，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为此，闯王还命部下制作了五千具夹棍，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非常可观。“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也就罢了，毕竟也是民脂民膏。但是，对普通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也不敢不借。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掠银近七千万两，“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如果说，对贪腐成性的明朝官员发泄私愤，还有情可原，那么，对无辜百姓下手，则彻底暴露了农民军的“匪气”。他们开始趁火打劫，所谓“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劫掠还不算，又规定了新政策：“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这四十余万散居民宅的士卒,不受军营约束,在居民中为非作歹起来。大顺军将士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平日里还叫莲子胡同里的优伶、娈童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上之所好,下必效尤。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责男子饲马,妇女执黉、供酒浆,搜索银钱,发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妇年五十皆不免。妇女,三五朋淫,去来无定。在京外大顺所占州县亦如此,遇贼兵过,先掠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掳去,恶者弃下。妇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
这样的一支队伍,跟贼匪有什么区别!为防止居民逃匿,他们用上了连坐之法。“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这种大肆劫掠行为,居民称之为“淘物”!还以长班及市井无赖为向导,缉访官民藏蓄,并予重赏。顿时宵小之徒一时蜂聚,纷纷“告发”,或乘机报复,或持刀索财，京城内外,乱如鼎沸。
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哪知饿狼比虎更贪婪残暴。大顺的残暴在民众中产生“今不如昔”的怀旧思想,对大顺的期待也瞬间瓦解。此时明朝降官与百姓皆生悔心,无不欲乘机潜遁，继则伺机作乱。在大顺军失利溃逃时,“顺民”们更是乘势而起，被市民击杀者数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训再次得以践履。4月26日，李自成退出北京,“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并将所掠物资装载西运,车马相继数十里。
得了天下的李自成，还是那个“山大王”,缺少政治谋略和帝王风度,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
“是夕，（李自成）焚宫殿及九门城楼。”——北京城一片火海,红光烛天。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