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开拓事业的伤害
永乐三年（1405），倾明朝国力支撑的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序幕。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除了招谕各国前来中国朝贡和开展朝贡贸易外，仍负有镇抚海外流民的职责。明成祖招诱海外游民的诏令，当由郑和舰队四出宣谕。次年回国的八百多流民，相信是应郑和宣谕而回。然而，海外万千流寓华侨谋生于斯土，其根基已相当牢固。尤其是三佛齐和东爪哇的华商集团，各有数千家部众，雄视一方，即使郑和率强大的舰队前往招谕，也不会轻易弃其基业，应诏回国。三佛齐以梁道明为首的华商集团虽然向明朝入贡，但以陈祖义为首的另一方华商集团并不轻易屈服。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遣人招谕陈祖义被拒，郑和遂整兵大破陈祖义部众，杀戮无算，并将陈祖义擒回中国处斩。对郑和诛杀陈祖义部众的原因，《明史》、《东西洋考》、《星槎胜览》等著述都记载是陈祖义要邀劫郑和的舰队。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茅瑞征的《皇明象胥录》都没有提到邀劫之事。马欢称，陈祖义集团“甚为强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回朝服诛。”（p26）马欢随郑和下西洋，其记载较为可信。从郑和率舰队到旧港招谕陈祖义看来，无论陈祖义是否邀劫郑和舰队，只要陈祖义不服从招谕，郑和必定要兵戎相见。明朝建立伊始，视冒禁下海者为匪为盗。尤其是陈祖义的武装海商集团，位于扼东西洋贸易通道要衢，也是明朝西洋贡道的必经之地。无论从打击海上私商贸易，抑或保障贡道安全，只要陈祖义不受降，郑和都要铲除。
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进行的朝贡贸易也使中国海外私商贸易无利可图。宋元时期，主导印度洋与东亚贸易的中国海商积累了巨额资产，出现多名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海商著名者如：佛莲，波斯人，蒲寿庚之婿，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80艘”，家赀“珍珠130石，他物称是”；“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到明朝前期，这些在宋元时代活跃于海外的中国大小海商基本上烟消云散。明朝推行的朝贡贸易贯彻“厚往薄来”原则，使原来与华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国纷纷加入朝贡行列。郑和下西洋期间招徕的各国使臣商人，不但能搭乘郑和舰队携带货物到中国“朝贡”，省却运费和漫长旅途中的浩大花费，而且能从朝廷馈赠中获得暴利。而郑和遮天蔽日的舰队所携带的中国货物数量，则足以满足海外各地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于是乎，原先依赖中国海商提供中国商品的东亚和印度洋各地，从此无需再仰赖中国海商获得中国商品。
明初海禁和郑和下西洋也压缩了中国海商的活动空间。由于朝廷不遗余力地推行海禁政策和郑和下西洋对海上游民和海外华商的打击，宋元时期活跃于印度洋的中国海商不得出洋，即使冒禁出洋也无利可图。明成祖禁止建造远洋海船和将现存海船改为平头船的谕令，对华商远航印度洋的打击最大。根据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的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可载上千人。不能拥有远洋海船，远洋贸易难以为继，中国海商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印度洋贸易网络和贸易据点。除郑和“宝船”外，宋元时期用于印度洋贸易的中国海商的大型远洋船舶，在厉行海禁的明代前期和中期已不复再现。郑和下西洋寿终正寝以后，中国帆船基本上退出印度洋海域的贸易。到明代后期中国海上私商贸易复苏以后，也只能局限在马六甲以东，无力在印度洋与东来的西洋人竞争。
朝贡贸易在明成祖时代（1402-1424）最为轰轰烈烈。永乐一朝，到海外宣谕的使者如过江之鲫，据统计达21批之多。来中国朝贡的使团有193批。明成祖既要辉煌的万国来朝，又大肆挥霍国库进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朝贡者有厚利可图，焉不前赴后继。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逐渐走向哀落。当国库空虚而无力“厚来薄往”，海外诸国觉得油水不大，自然不愿多来，取而代之的是海上民间贸易。明中叶以后，南洋诸国使臣大为减少，“朝贡”活动的目的虽也多少带有政治利害上的考虑，如想借助明朝的册封增强在南洋诸蕃中的地位，尽管效果甚微，而物物交换的动机则极大减少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朝贡贸易更加虚化，演化为只要外衣不要实体、只要朝贡不要贸易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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