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强渡大渡河遇险急的刘伯承团团转，毛主席竟然是这样解决的！
1935年5月红军抢渡大渡河前，蒋介石飞到昆明布置大渡河会战。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说: 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 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月9日渡过了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又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 以整整六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其间会理会议也开了两三天。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已经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 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 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箝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在金沙江就是凭手中掌握的六条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但只搞到一条船。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六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四十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薜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 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工兵连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 “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深深的困境。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 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 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 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 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声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 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为编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做出了迅速改变。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 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 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连打带冲， 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还要加上打掉了瓦坝驻防的刘文辉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林彪的速度更快。
《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话描述左纵队的行军速度: 昼夜兼程二百四。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四。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
每每在关键时刻，林彪不但是一个像样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像样的政治鼓动者。限期夺占泸定桥的电报，平型关战斗前连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上的演说词，都是在交代艰巨任务的同时，给部队以坚强有力鼓舞。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 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柱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应该反问为成: 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下午四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二十二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十八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 大渡河十八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拚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十七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十八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本文摘自《心胜》，金一南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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