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非汉奸，只因不修吏治无一大事成

发布时间:2014-11-29 栏目:专题投稿:欢呼的小馒头

题记：如果对本号的160篇文章有个总体了解，您会得出我对李鸿章持批判精神，对左宗棠非常推崇。其实，对李鸿章我是从卖国贼到虽然贪腐但有能力的改革家，最终形成误国之人的观点。。

李鸿章虽然兢兢业业，干了许多事，留下了许多好的思想。但其一生正如其所言都是“糊裱匠”的工作，大风一吹一切努力皆白费。再加上，其本身的致命缺点——用人爱用亲信且论才不论德，对贪官处罚较轻甚至纵容，直接导致其淮军、其派系，虽有精锐之表面，但无精锐的勇敢之心。千万不要轻看吏治，吏治是一切做事情的前提。其他方面在先进，只要吏治出现致命的问题，一切好的都会变成坏的。他不是汉奸卖国贼，但他确实误了国家发展。

李鸿章的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

当左宗棠实实在在而且非常有成效地为中国、中华民族努力的时候，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辛辛苦苦地劳动着、思考着。主要思考的就是一个字：钱。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到光绪八年，光绪十年到光绪二十一年，但期间一年多的时间为淮军将领张树声，因此，李鸿章仍是幕后指挥，所以，视为李鸿章时期共计25年，即1870-1895年。5年后的1900年李鸿章又当了一年半的总督）时，正是清廷打压湘淮军的恶果出现之时。

1868年，当年有一件震动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总督衙门前被人杀了。一百多年来，对于谁是幕后指使的讨论有许多。但马新贻被杀，嫌疑最大的无疑就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导火索是裁军！

裁军历来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军人退伍之后，虽可以回乡务农，但许多人却未必还有那份儿心情和耐力。特别是，回乡之后成了普通百姓，也要受到官府、乡绅无赖地欺负，由此，由退伍兵组建的秘密社团出现了。它就是哥老会。哥老会起初是普通团勇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秘密结成的小团体，其后越来越多。

哥老会成员杀死高级将领的事情并不鲜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左宗棠的爱将甘肃提督（从一品武职）赏戴花翎，赐号尚勇巴图鲁，钦赐黄马褂诰授振威将军的高连升。左宗棠、曾国藩作为湘楚军的创始人，在湘楚军中有无人替代的威望。

湘楚军被裁后，有许多人不愿意回湖南，因此，许多人便留在了江南。然而，马新贻属于后辈晚学根本弹压不住湘淮军。最终，矛盾激化到刺杀案件的发生。

面对江南的混乱，清廷只好迅速要求曾国藩回驻两江。那么，直隶总督的人选就要选配一位有才能的人，在当时李鸿章理所当然是首选。再者，李鸿章因为久办洋务且部队装备最好，在军事上将其调离大本营放到皇帝身边乃是最安全的做法；在外交上，李鸿章又得心应手；在地方政务上，李鸿章又有治理江苏的实际经验。因此，顺理成章的于同治九年（1870年）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随着李鸿章和淮军势力地增长，李鸿章成为了第一疆臣，虽然不在中央，但因为驻节于天津，再加上淮军子弟遍布中外，李鸿章俨然成为了中央与地方的中介与各种事务的试验田。

李鸿章上任之初，就已经向清廷明确了自己的工作重点，在《调任直隶谢恩折》中，他说得很明白：现如今海防吃紧，拱卫京畿要地安全是根本大计。现在天津教案还没有最终结案、各种水利设施待完善、对外关系、练军保民这些都该仔细规划。我李鸿章的威望和德行都不如曾国藩，难以威震督抚。所以，在省务工作上“一守曾国藩旧章”。

曾国藩兄弟

李鸿章为人、为官之精明实在令人赞叹，刚一赴任，就将几个大问题解决了。首先，确定了工作重点：重海防、外交轻地方事务；地方政务中重练军工作、水利设施建设，轻其他事务。同时，又向清廷表示了忠心（拱卫京畿）和自己绝对不会拥兵自重（难以威震督抚）。既然，地方事务中的大部分工作你都不进行重点管理的话，你总体上该怎么办？李鸿章也很明确——一守曾国藩旧章。

李鸿章兢兢业业治河——出生在保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活武松骂他“王八精”

我们首先看治河。身在天津，首先保卫的就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李鸿章首先把目光和难点放在了永定河的治理上。除此以外，还有黄河、滹沱河等九大合流。在直隶25年间，李鸿章和张树声共对直隶境内的十大河流进行了35次大规模维修（永定河10项、滹沱河5项、运河6项、大清河8项、直隶境内的黄河4项、其他2项。），其余小的工程不计其数，耗费白银千万两。

为了节省经费，李鸿章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式，自1870年到1890年间，13次较大规模的以工代赈修筑水利工程工作，共花费银278万两，制钱8万5千串。另有棉衣34万件、大米1万3千石等，总耗钱300多万两。除此以外，李鸿章也经常调动淮军、楚军来协助治河，如此也节省了不少金钱。

直隶水灾频仍，李鸿章虽然竭尽所能，仍然是民怨沸腾。正如著名的京剧武圣盖叫天先生就曾愤怒地指出：小时候，周边的老百姓都咒骂李鸿章为“王八精”，搞得河北四处水灾。其实，李鸿章也很苦恼。

朝廷给的各种修筑水利工程的钱逐年减少，钱根本不够用，到处都缺钱。想保卫国家就得有洋枪洋炮，这种情况下，洋武器价格高，花费巨大，北洋海军练成需要多少钱？仅仅买军舰就是三千多万两，再加上维修、武器弹药、人员军费、相关设施花费等等。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光绪后才过亿。例如，南运河的抢修钱原本是两万一千两，到了1870年，已经减少到8800两；北运河同样由三万六千两减少到一万四千四百两。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能发动商民捐资，卖官鬻爵。

虽然，李鸿章竭尽所能但治河效果一般，例如永定河1876年到1892年的16年里，决口14次。从1885年到1898年，直隶连续14年发生水灾。所以，生于1881年的高阳县人盖叫天先生以及他的乡亲们才那么对李鸿章有怨言。

对于直隶治河效果不彰显，李鸿章认为就是缺钱，几十年的欠账必须要有巨款进行翻天覆地式重新修建才能完成。当然，李鸿章的这种观点虽然说出了一定的道理，但确实值得商榷。

从左到右：周总理、盖叫天先生（1888年-1971年）、贺老总

例如，修筑各种水利设施、赈灾等过程中，虽然李鸿章也知道明白贪官污吏的危害，但其处罚都不重。特别是灾害问题，更是如此，贪官污吏造成百姓对于清廷的信任季度下降。

李鸿章救灾——中国没钱吗？都被这些人贪了，但李鸿章很少杀贪官。不修吏治，导致其淮军总体上贪腐享乐，对内强悍对外似鼠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中国正处于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时期，甚至有人认为其严重程度超过了明末大灾害期。在71年间，当时的中国各省（不包括新疆、西藏、蒙古），共有32527次自然灾害，平均每年达451.76次。从次数看，山东4917次、江苏3910次、河南3690次、河北3727次、浙江3315次为五大省份。当然，次数不等于严重程度。仅以直隶为例。

从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间，直隶受灾州县累计达3791个，平均每年有50多个州县发生自然灾害，而这仅仅是水灾旱灾，震灾、雹灾、蝗灾等上没有包括在内。第一，晚清时期，直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很高，十年九荒。被灾超过54州县以上的大灾年和特大灾年有29年次，平均每2.4年发生一次其中超过75州县的特大自然灾害共发生11年次，平均6.4年发生一次。

第二，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趋烈趋频态势。以20年为一时段，可以看出，第一个20年间，有7个大灾年及特大灾年，平均每2.85年一次第二个20年间，大灾以上的年份共有11个，平均不到2年一次第三个20年间，大灾以上的自然灾害共有1z年次，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广平、大名等6府。其中天津、大名两府是水旱均较严重的地区。

第四，直隶中部地区多水灾，西南地区多旱灾。而且，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直隶离皇帝越近受灾次数反而越多。例如71年间水灾顺天府（今天北京市的所有远郊区县和大部分近郊区县在那时都属于顺天府）发生水灾27次（受灾次数648，除以顺天府总辖县数24，以下同），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保定发生16次，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正定发生14次，五年发生一次。由此，造成大批居民进入北京城。

1875年到1879的丁戊奇荒期间，直隶几乎全省受灾，仅河间府就有200多万灾民。要知道河北的灾害程度尚不及山西，由此可见大旱灾的程度。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自光绪元年（1875年）持续四年的大面积干旱，直接导致1877年（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同时，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地也发生灾害，大约有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人逃荒于各地。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1899年、1900年，直隶再次发生特大旱灾。直接造成“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同水灾一样（计算方法也如水灾），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平均每6年就发生一次旱灾。

1870年，水灾56起，旱灾58起，总计114起；

1871年，水灾90起，旱灾3起，总计93起；

1872年，水灾81起，旱灾30起，总计111起；

1873年，水灾73起，旱灾1起，总计74起；

1874年，数字不详，但有48县报灾

1875年，水灾26起，直隶大旱，总计27起；

1876年，水灾0起，旱灾73起，总计73起；

1877年，水灾7起，旱灾69起，总计76起；

1878年，水灾22起，旱灾86起，总计108起；

1879年，水灾72起，旱灾2起，总计74起；

1880年，数字不详，但有63县报灾

1881年，数字不详，但有45县报灾

1882年，水灾46起，旱灾0起，总计46起；

1883年，水灾109起，旱灾0起，总计109起；

1884年，水灾23起，旱灾0起，总计23起；

1885年，水灾74起，旱灾0起，总计74起；

1886年，水灾66起，旱灾0起，总计66起；

1887年，水灾59起，旱灾0起，总计59起；

1888年，水灾44起，旱灾0起，总计44起；

1889年，水灾42起，旱灾0起，总计42起；

1890年，水灾99起，旱灾2起，总计101起；

1891年，水灾19起，旱灾2起，总计21起；

1892年，水灾74起，旱灾3起，总计77起；

1893年，水灾64起，旱灾0起，总计64起；

1894年，水灾102起，旱灾0起，总计102起；

1895年，水灾68起，旱灾0起，总计68起；

李鸿章在如此情况下，心急如焚。作为一个人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急呢。李鸿章为了弥补户部、捐款的不足，开始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筹款。

1871年，派人前往外省紧急购买大米10404石；小米32973式；红粮54629石。经奏请截留漕米101372石。

1872年和1873年，购买大米2600石；小米7332石；红粮、杂粮50165石。截留漕粮106862石。

1876年，李鸿章挪用练饷银的利息19822两，又命令练饷局立刻拨银6658两，支应局津郡厘金局28984两。

1877年，先后两从挪用海防经费11万两。

1884年，紧急提调练饷局的10万两，前往南方购买大米、在周边地区购买玉米、高粱等用于赈灾。

除此以外，李鸿章还开始卖爵位、卖功名，用以筹款。例如1879年冬到1880年冬，就收此类钱660527余两。

可以说，面对严重的灾情，作为官员，李鸿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亲赴灾区视察、向中央讨要各种赈灾款和减免赋税、向其他省份告急、劝官商捐款等等，但是，在这中间的各种吏治问题却像修筑河工一样严重。相对来说，在救灾期间，李鸿章也杀了一些人、罢了一些官但力度仍然偏弱。

在直隶大灾期间，仍然有许多官员贪腐、懒政。例如，1886年，顺天府怀柔县（今北京市怀柔县）知县赵浚没有按规定亲自查看灾情、亲查户口、及时赈济灾民，对灾民不闻不问。在赈灾过程中，通过“卖荒”“卖灾”“吃灾”“送灾”“勒折”“积压誉黄”等等手段，中央政府和李鸿章的各项努力可以说很难真正达到百姓手中，不足五分之一。

1886年承德府知府嵩林，领取救灾款3000两，真正到灾民手中的才500多两。大兴县知县李均豫在任武清县知县时，趁机敲诈商民。

吃个豆腐就要数百两银子，真牛！

全国范围看，还有比直隶更为无耻的事情。例如：南河每年的河工修建费用600万两，真正用于建设的不到60万两。南河河帅，每次宴请“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数百金（历史资料中常有金银互用的现象，因此，这里的金实际为银），他可知己。”

针对直隶吏治问题，1894年，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愤然指出“国家十年来，吏治不修，军政大坏，枢府而下，嗜利成风”。在此情况下，北京城外恰似人间地狱一般，十七八岁的女儿仅能换一个烧饼而已，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尸体）都被吃掉后，人们只能易子而食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