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传奇的副国级，毛主席称她女中豪杰，江青要求她作辩护律师
1980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最高法庭，公审“四人帮”。法庭同意他们可以自己提出请哪个人作辩护律师，江青点名请史良当她的辩护律师。
史良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一个传奇。她个子不高，性格像男人，毛泽东称她为“女中豪杰”。
她如何个“豪杰”法?——性情像男子，敢为敢为，在生活上没有那么细致，丈夫陆殿栋的生活方式对她影响颇深。
她排行第四，兄弟姐妹8个。全家10口，全靠父亲教书一点薪金生活，生活很清贫，一年四季一家人靠一大缸腌一大缸咸菜当菜来用。但是，史良很会读书。她14岁才进入常州市武进县女子师范附小念四年级。入学后，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不仅成绩好，还口才很好。次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她靠着好口才，成为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23岁时，她考入上海法科大学。
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是司法界的有名人士董康。一次，他发现史良这个女学生口才非常好，而且把六法全书背得很熟，于是，在她毕业后，请她参加自己的律师所。有案子出庭的时候，他就让史良先说，打头炮，然后自己作最后补充。就这样，在恩师董康的提携下，史良也成了一名优秀律师。
在上海滩，律师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史良每月出庭四五十次左右，每月收入至少在1000元大洋以上，并且很快跻身于上海名律师之列，并成为“民国最有才的十大女性”之一。史良在社会上也很活跃，边从事律师工作边参与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
后来，史良离开恩师，自己创业，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由于之前的良好声望，许多资本家找她打官司。
1933年5月，一名陌生男子突然拜访史良，交给她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名叫施义的人因冤枉被捕入狱，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受宋庆龄推荐，请她设法营救。
史良欣然接受了这个案子。开庭那天，她据理力争，结果令法庭只判了施义52天徒刑，并且还可以交保释放——史良的口才如何，可见真的是不一般。
但是，蒋介石知道后大怒，下令非要把他转移到南京去，结果施义被押送到南京后就被杀害了。后来，史良才从宋庆龄那里才知道施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史良是上海著名的女大律师，更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胡作非为，她依靠自己的力量营救了大批社会进步人士，包括去替共产党员打官司。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她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当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1936年底，她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七位负责人，因为爱国救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宋庆龄闻讯，亲自进行营救，甚至带人到苏州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发起了全国性的“入狱运动”。
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春，史良等人出狱。于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请她吃饭，进行安抚。史良获悉他吃饭时还带一个日本人，去时带了一份礼物，放在旁边。吃饭时，吴铁城让史良点菜。她点了一个羊头，点了一个狗肉。点完后，服务生上菜，吴铁城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史良说道：“谢谢吴市长请我。”喝一杯酒就走了。
史良竟敢挑衅堂堂大市长，可见其胆子之大。
出狱后，史良还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就是与陆殿栋结为秦晋之好。此时史良是大名鼎鼎的大律师，而陆殿栋只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普通译员，且陆殿栋小她7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良继续参加抗战活动，并且是妇女界的领袖性人物。一次，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被查封，他求助于史良，希望史良找到宋美龄帮忙。史良参加了宋美龄领导组织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与宋颇有交情，结果，宋美龄听了史良的讲述后，把她带到家里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后，假装说：“怎么有这种事情，怎么把生活书店都封了，我去查，我去查。”
随后，宋美龄留史良吃午饭。饭桌上，蒋介石有意对史良说：“你是不是可以参加国民党？”
“我已经有救国会了，我不愿意再参加什么党派；我是做律师的，有职业的人，我也不愿意参加。”史良明确地给予了拒绝。
可是，她却对蒋介石的敌手——共产党心怀好感。1945年9月，史良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并作为民主人士应邀参加重庆谈判。当她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时，立即提醒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
此时民盟等高层民主人士经常在特园聚会，周恩来也常去参加，史良的口才和胆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大会，国民党当局出动500名特务和打手捣乱会场，殴打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代表。史良也被打手们赶打，正当她不知道怎么走时，迎面过来一辆汽车，是周恩来。他一下就把她拉上汽车，把她救走了。
从此以后，史良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电：“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得讯后四处躲藏，而家里则被军警洗劫一空，她的亲戚7人株连被捕。上海警备司令部把他们用卡车运到黄埔江的，准备投到江里。结果，路上车坏了。这时解放军到了，特务吓得跑了，7个人才没有死。
上海一解放，史良才死里逃生。随即，她应邀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工作。
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新的部委负责人，史良的名字赫然在列。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司法部部长。史良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新政府需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实行真正的法制，自己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律师，担心不能胜任司法部长。毛泽东见着她，鼓励说：“你不要怕，你就干下去，有党支持你。”
史良当了部长后，完全融入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之中。她本身是律师出身，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她胆子也特别大，做事很有决断，敢作敢为，把旧的制度一一推翻，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制度。如1950年公布的、由她主持的《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但是，史良部长与其他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一样，仍然生活考究，还特别爱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派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带领妇女界精英出国访问。她端庄精致的穿着，文质彬彬的气质，给外国政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出访，都戴首饰。一次，在印度，她丢了一串项链，是翡翠的。大家都很着急，说：“史团长的项链丢了。”结果，她告诉大家：“不要着急，那是假的。”
这就是史良。
1959年春，司法部被撤销，主管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史良和宋庆龄在某次会议中）
在“文革”中，史良受到冲击，但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她。1976年周恩来逝世，史良夫妇非常悲伤。
陆殿栋此时是外交部法律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政协要举行周恩来追思会，他不顾高血压，写了半夜发言稿。第二天早饭后，史良和他坐同一个车出来，一个去政协，一个去民盟。结果，在追思会上，陆殿栋发言特别激动，喊着：“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突然就晕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史良和邓颖超两人在同一个月失去了丈夫，以后两个人来往很密切。邓颖超有时院里的海棠花开了，给史良送去一束；有时别人从南方带来什么岭南应子或小食品，也送去请史良品尝，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后来，两人患病，都住在北京医院，挨得很近，经常互相让秘书问候对方，直到史良在那里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史良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副国家级领导人。
1980年江青要被审判，她要求史良为自己当辩护律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然，江青对新中国司法部部长史良很熟悉，也信得过。然而，史良已年近耄耋，80岁了，也不再担任律师工作，并且身份也不合适，最终没能为江青出庭辩护。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她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全国解放后，她就将自己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办公用。她没有子女，去世后，侄辈要求继承她佩戴过的一些首饰。结果，经鉴定，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不过价值3000元。（52xx.cn原创，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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