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献全部家产，毛主席叫他留一点，他坚定说：“一点也不留！”
1941年11月的延安，早已进入隆冬时节。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树木早已被风剥光了叶子，在 狂风中颤栗着，呈现一派萧条的寒冬景象。已是夜晚时分，天地间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寒意 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个党外人士建议的方案 ，一边看一边思考着，将他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最后又一字一句地将这些重要的 字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这抗日战争处于困难阶段的时刻，一个党外人士，不仅与我们党 患难与共，而且为了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到来而献良策，这是令人感动的。毛泽东高兴极 了， 兴致所至，他随手在旁边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原来，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1／3，中间派人士(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1／3。所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工人、农民、战士以及包括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 开明绅土在内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他强调：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把持包办的权利。他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到会的共产党参议员和非党参议员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抗日救国，踊跃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这时一个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沉默了，他陷入了深思之中。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李丰功，1881年9月28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李鼎铭8岁进私 塾读书，14岁因家贫无力延师，开始寄居舅父家读书，兼学中医。他在舅父的影响下，发奋学习，遍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及历史、地理等书，同时他对数学、医学也有浓厚的兴趣。1903年他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此后，官府开始按月供给他粮食。1913年，他担任米脂县东区区长，利用印斗乡灵水寺的庙宇，创办米脂小学，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成绩卓著。1930年，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在米脂县城东街，开了一个中药房，命名“常春医馆”，坐堂行医。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抵御外侮，反对蒋介 石的不抵抗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同情农工，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就这样 ，他当选了米脂县参议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很多。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毛泽东 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真诚态度，使他打消了疑虑，并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
提出这个议案是要有相当大勇气的。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构，如果 实行精兵简政，怎么应敌?
果然，“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这个提案的重大意义，因而非常重视 这个提案。这给了李先生以极大的鼓励。
当这个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向李鼎铭点头致意。毛泽东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进行了批评。他生动地解释着：在 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他还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李鼎铭深受感动。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在这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不久便举家来到了延安。
李鼎铭到延安后不久，一天傍晚，天刚近黄昏，住所门前传来一声汽车的笛鸣。他正迷惑不解之际，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毛泽东派车来接他到杨家岭。
车刚一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就从屋里走了出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把他迎进了土窑洞里。刚一坐下，毛泽东便关切地询问他搬家的情况。李鼎铭先生回答说：“我将全部家产都献给了当地政府。”
“留一点吧。”毛泽东微笑地说。
“一点也不留。”李先生坚定地答道。
“哈!哈!”毛泽东大笑道，“你真是开明人士。”
当时人们把进步士绅称为“开明绅士”，毛泽东叫他“开明人士”，这是对他多么高度的赞扬啊!李鼎铭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
毛泽东十分关注李鼎铭的工作情况。一次，毛泽东听说李鼎铭曾提过“党上有包办”的意见，惊讶之余不无感叹地说：“说党上有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查清了原委。原来，有一次边区政府开会，说是让李鼎铭主持会议，但事先什么也没有跟他谈，临开会时才给他一个条子。政府发的文件也只是让他执行，有些问题也未和他商量。同级把他当客人，下级把他当傀儡。李鼎铭有了怒气，才提出了“党上有包办”的意见。
后来，边区领导机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进了工作方法。各部门负责人主动向李鼎铭汇报工作，及时通报协商重要事情。边区政府还特意为李鼎铭砌了一个新窑洞，以照顾李鼎铭的身体。李鼎铭很受感动，也很满意。他在一次回答英国记者采访时由衷地说：
“我这个副主席是真正有职有权。国内外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坚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我想要找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内外独裁主义那里去找，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一个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的民主联合政府。”
只要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来，毛泽东总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他，并经常给他讲国际国内形势，鼓励他坚持走抗日救国之路，感谢他对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支持。每当这时，李鼎铭老先生也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这种时刻，总是李鼎铭最高兴的时刻。毛 泽东还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在生活上对李鼎铭给予照顾。李鼎铭先生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他把这事跟毛泽东讲了，毛泽东表示赞赏。不久，边区政府派人给李先生的儿子带去了父亲的亲笔信，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他大儿子的全家接回了延安。看见儿子及全家安全回来，李老先生高兴极了，他满面笑容，连连说到：“共产党真行!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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