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周恩来和野心家康生是水火不相容吗？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
按照现在一般人的理解，周恩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是文革中兴风作浪的坏人。二者应当水火不容。
其实，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周恩来和康生的个人交往，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74年康生病后，周恩来身体不好，多次去看望康生，周恩来还对人说他们是同年生（1898年），还说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
1927年3月，周恩来从广州来到上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康生就是闸北区委书记，是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起义的成功使得周恩来在党内声望剧增。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周恩来被党的五大会议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在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康生仍然在上海。在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康生不仅是周恩来领导的特科负责人之一，而且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这项工作最早是由毛泽东负责，五大后由周恩来主要负责。此间，周恩来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康生地位的提高，无疑与周恩来的赏识大有关系。
直到1933年1月，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两人才分别。7月，康生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1937年，康生与王明、陈云等人从苏联回国，他与周恩来在延安再次会面。在这个期间，康生是王明的追随者。有一次，康生陪同王明到枣园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而周恩来跟随王明、博古等人去了武汉，王明以中共长江局的名义发表一些未经党中央审查的声明，一度造成当你一些混乱，而周恩来在上是附名的。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有“那个时候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之言。这些情况的出现，也体现出两人当时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和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地位下降。
但是，在60年代与苏共的争论中，康生又开始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康生是顾问，在某种程度上，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帮了周恩来的大忙。
王力在《王力反思录》，提供了一些真实的细节：
（1966年）7月1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13—614页）
结果，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有人说，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与此不能说没有极大关系。由于康生的通风报讯，使得刚刚从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及时了解了运动的情况，主动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的一边，也取得了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此事也可以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关系的一把钥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与康生同为政治局常委，但康生曾经多次站出来帮助周恩来度过难关，还一个例子就是伍豪事件。
1967年5月，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上海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北京。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获悉“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后，认定周恩来是叛徒，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并且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写信，进行“揭露”。江青接到信后，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转交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其他人。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澄清，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事情的真相，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但是，康生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却站出来为周恩来作证，说明此事是假的。毛泽东看到他的证明后，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这让周恩来感激不尽。
进入70年代后，周恩来和康生都身体不好。林彪事件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三人，可以说，三人是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周恩来和康生的地位有多重要可想而知。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也发现绝症在身，但是周恩来还是拖着病躯常去看望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治疗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什么药物，尽量想尽办法给予解决。
可是，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怪。他一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不服药，二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知道后，多次当面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康生拒绝。而敢于当面拒绝周恩来的，这个时候恐怕只有康生一个人。
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周恩来又亲自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更换人员。在康生病危的时候，周恩来不顾自己身体变差，多次对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那个“更需要你的人”就是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去世。这个消息没告诉周恩来。因为此时周恩来也在病重之中，危在旦夕。23天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也可溘然去世。如果说他们同年生很难得，死也死得这么接近，倒也是少见的。
从上面这些事情来看，作为革命家，周恩来与野心家康生的交往，并非就是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相反，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和人情的复杂性，他们也有交集、汇聚，甚至有这样交情那样的交情。这并不奇怪，完全符合革命阵营的特点。因为什么地方，都不是一潭净水，纯净得清澈见底！（52xx.cn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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