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早选定的国歌很奇妙：它可以识别敌我，关键时刻能救命！
毛泽东等人最早选定的国歌，多数人认为是《义勇军进行曲》，其实不然，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外国歌曲。
那就是著名的《国际歌》。
《国际歌》是由法国诗人鲍狄埃、作曲家狄盖特谱写的歌曲，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把它引入到人民军队，很快，它就成为了一首“召集同志”的战歌。
毛泽东将之引进人民军队，是从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开始的。1927年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后接着对发展新党员的宣誓仪式进行规范，除了解释英文缩写、誓词，举手宣誓仪式外，还添加了一项，即加唱《国际歌》。不仅如此，在其他一些场合，大家也唱。有时前委晚上开会，开得太长，大家疲倦了，想打瞌睡了，毛泽东就带领大家一起唱《国际歌》。雄浑、低沉的《国际歌》一唱起，众人就变得精神振奋，脑子清醒了，继续开会讨论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党员们也是先唱《国际歌》，再开会。
《国际歌》很快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军歌”和党员们的“党歌”，是地地道道的“红歌”。然而，在井冈山的对敌战斗中，因为这首《国际歌》，还发生过不少的传奇故事。
1928年春节，过了元宵节后，毛泽东亲自部署战斗，指挥工农革命军攻打宁冈县另一重镇——新城，结果大获全胜，不仅占领新城，还全歼敌正规营和挨户团，打死敌营长王国政，活捉张开阳，缴枪400多支，俘虏400多名。
然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打下了城镇，却和别的部队不同，一不抢老百姓，冷了不拆房，饿了不抢粮，还打土豪，给老俵们分浮财；二抓了俘虏也不杀，把他们押回了茅坪后，不打不骂，腰包也不搜，还宣布优待俘虏，医治俘虏中的伤员。唯一的是，这些俘虏暂时没有自由，归工农革命军的教导队看管。
教导队是毛泽东根据斗争需要于1927年12月在砻市亲自创办的，是人民军队第一个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机构，相当于后来的军校。队长吕赤，党支部书记蔡钟。陈士榘、陈伯钧、张令彬等都是教员，除张令彬外，陈士榘、陈伯钧等人还都是区队长。
一天，陈士榘当班值星官，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唱起了《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教导队办训练班时，也教学员们唱过《国际歌》。陈士榘是党员，自然对这首歌曲十分熟悉。可是，此刻白军俘虏竟然也有人唱起《国际歌》！这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立即侧耳听，而这名俘虏不仅能把三段歌词全部一字不差唱完，而且还唱得曲调十分准确，满含感情。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啊！他怀着极大的兴致和好奇，立即跑上楼，对俘虏们问道：“刚才这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是我唱的，”一个清瘦的青年起身答道，“我叫谭甫仁。”
陈士榘纳闷了，在敌营里绝对不允许唱《国际歌》，这家伙怎么能唱这样的红色歌曲呢？于是问道：“你是在哪里学会唱这支歌的？”
不料他这么一问，便打开了这位俘虏的话匣子。谭甫仁告诉说，他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彭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是在那里学会《国际歌》的。起义失败后，他逃到江西找队伍，结果自己的队伍没找到，却被朱培德部抓去当了敌兵。听他讲到东江起义，陈士榘马上想到第1团参谋长朱云卿。他也曾是东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于是和谭甫仁展开了一段这样的对话。
陈士榘问：“你们东江纵队的领导、总指挥是谁？”
谭甫仁答：“不知道。”
谭甫仁答：“很想见，我……”
谭甫仁眼里放出了企盼的光芒。陈士榘倒是很爽快，告诉他说：“朱云卿现在是我们团的参谋长，就住在附近。”
谭甫仁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着陈区队长的“下一步安排”。陈士榘心里也一阵高兴，很快叫来传令兵，吩咐说：“你把他带到朱云卿参谋长那里。”
结果，朱云卿不但认识谭甫仁，而且还知道他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一名失散甚至跑到敌营去了的党员从俘虏中被发现了。事后，陈士榘把这个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高兴，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
这样，谭甫仁从俘虏中出来了，成了红军教导队的一名学员，不久当了教导队的文书。“这棵红色的苗子”在阳光下的红色土壤里“茁壮成长”，渐渐成为红军指挥员。1955年，他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 陈士榘由衷感叹说：“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
（谭甫仁）
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即毛泽东“优待俘虏”的路线。毛泽东则说：“《国际歌》可以识别敌我，谭甫仁的事情说明它在关键时刻可以救革命者的命。”
毛泽东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度前途灰暗，但是在嘹亮的《国际歌》歌声中逐渐变得前途晨光万丈，宛如旭日东升。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以《国际歌》作为国歌。（52xx.cn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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