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彭德怀元帅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邓华将军，原名邓多华、字实秋；1910年4月28日生于湖南省郴州北湖区（原郴县）永宁乡（今鲁塘镇）陂副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然而，他却没有选择耕读传家，因为种种原因过上了戎马生活。
少有爱国志
邓华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1922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都成绩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1925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参加革命
1927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3月，经由易蕴、查夷平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第31团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曾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起任红12军教导队、第3支队、第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第3团、第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其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曾率部协同红1团激战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6月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10月随军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役。1937年冬起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并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向冀东挺进，连克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并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和领导冀东20余县及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的武装暴动，建立了约10万人的抗日武装，初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3月领导组建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领导部队巩固和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中，曾亲率一个营夜攻南坡头据点，消灭日军70余人。1941年秋起任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多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1944年3月率部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1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卫戌司令，1945年12月任辽西（后改为辽吉）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在辽西地区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46年率部先后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在东北秋季攻势作战中，率部主动出击，17天内连克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新邱5城，歼敌3个师，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任第44军军长。平津战役中，曾根据前方态势，提出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的建议，被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总前委所采纳。1949年1月受命指挥东集团，参与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湘赣、广东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以两个军的兵力乘木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突破并摧毁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7月任第13兵团司令员。
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司令员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7月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1952年6月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
1950年9月15日，美军第十军7万余人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美国空军飞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6个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12昼夜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5万余人，把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1950年11月1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6个军，另以1个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11月24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36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12英里。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
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指挥下，于11月25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27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时翻车毙命。美军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美国合众社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1951年1月4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北纬37度线，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9万余人。
战火中的情谊
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他们就是彭德怀与邓华。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彭德怀和邓华两个人基本上并不了解。但一整场战争却让他们相知相惜。
红军时期，邓华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下效力，而彭德怀指挥的是第三军团，不属同一个系统；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而邓华只是八路军115师的一个团政委，后来任分区和纵队的司令员及政委。两人虽属一个系统，但因为职级相差太大，加上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也没有机会接触。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捉对厮杀，而邓华则跟随林彪在东北战场征战，更没有机会相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当时，邓华是十五兵团司令员，中央命令将邓华的十五兵团番号改为十三兵团去任志愿军，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十五兵团司令员。不久，邓华带上四野实力最强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和华北军区的六十六军共五个军进入朝鲜。
就这样，彭德怀和邓华终于有了相识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入朝前，彭德怀原准备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0月24日，彭德怀宣布：“我向毛主席请示了，毛主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把你们十三兵团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志愿军的领导机构。你们几位，也同时改为志愿军的领导。”顿了一下，彭德怀眼望邓华微微一笑：“我已被任命为司令，你就不当司令了，你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彭德怀风趣的话语，使邓华深受感染。
第二次的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邓华仍无倦意，他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十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而且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已经多达13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出动两个军，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
基于此，他找到彭德怀，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德怀的回答很干脆。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10月11日，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再次向彭德怀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立马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这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邓华这段时期的表现，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
这次战役准备出动志愿军13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并有志愿军炮兵、装甲兵支援步兵作战，还计划志愿军空军出动10个航空兵团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求歼灭敌军2个师左右，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通过几次电报往来，彭德怀并没有责备邓华，而是对邓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并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最后，第六次战役事实上被取消。
期间，有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一直引以为憾。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役，即第五次战役。会场上的气氛活跃，但似乎没有感染到邓华，他处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须贯彻，第五次战役必须打响，可是这次战役怎样打，他还有许多保留。面对会场上沸腾激昂的劲头，邓华感到不踏实，于是不顾大家的劲头，泼起了“冷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是，他还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可惜的是，最后彭德怀最终没有采用邓华提出的小穿插战法，而是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相持到5月21日，历时一个月。此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虽然歼敌8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也高达8万余人。战后，彭德怀自己承认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为此，他还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进入朝鲜战场后，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刻，彭德怀第一句话总是大声地问身边人：“邓副司令员怎样了？”彭德怀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特别大，一不顺心就骂出来了，志愿军司令部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是邓华是个例外。
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后来与邓华的夫人李玉芝说：“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李玉芝听后笑着说：“这就好啊！我还担心邓华那个倔脾气呢！万一要和彭老总吵起嘴来，那叫糟糕呢！”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即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的推荐下，邓华于6月11日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1954年9月5日，彭德怀辞去在志愿军中的职务，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他们的情谊因抗美援朝战争的的胜利而倍显荣耀，却因后来的磨难和考验倍显珍贵！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