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将军一生只提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拿破仑曾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传奇将军，入伍便当上了将军，但军衔提的很慢，他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肖劲光将军。
萧劲光少年时期就酷爱军事，初次出国留学便主动选择了军事专业，参加了排长班的培训学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他如愿以偿地投笔从戎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穿上军装的那天，他不是排长，更不是士兵，而是将军：正师级职务，中将军衔。因此将军晚年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萧劲光将军，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乡一贫农家庭。1919年，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1920年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和刘少奇等一到苏联，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苏联红军学校。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萧何”
1937年8月，萧劲光参加筹备和出席洛川会议。1937年12月，中央军委将在延安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担任司令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留守兵团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齐心协力巩固了延安大本营，壮大了革命队伍，扩展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为以后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十分关注这支红色“御林军”的建设，他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御林军教头”肖劲光身上。“劲光啊，有了问题并不可怕。发现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看，还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团结，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毛泽东还要求肖劲光每天晚上到他这里，谈谈部队情况，汇报工作。那一段时间，肖劲光有空就往部队跑，一会儿找各部队的领导交谈，一会儿和战士们围在一起聊天，之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再按时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经过肖劲光的努力，红色“御林军”成功肃清了边区匪患。
开始，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组成，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陕甘宁边区是十年内战以来我党我军得以保存的惟一的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东面，隔河相对的，是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时亦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反摩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的几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正常的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我们首先考虑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留守兵团的这部分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留下之初，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在表现是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怎样在这种基础上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我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当谈到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如何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时，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这样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警备二团，警备三团，警备四团，警备五团，警备六团，警备七团，警备八团，七七Ｏ团，还有一个鄜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兵团成立了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的大会，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他风趣地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这也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这支武装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给留守兵团的全体干部以极大的鼓舞。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使部队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久，部队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当中。
除暴安民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二十三县境内，共有土匪四十余股，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萧劲光将军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一百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六十余支。
翌年2月以后，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九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马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二十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惯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七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摩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即赵思东），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
1941年2月，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九百余发。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四个多月之内，作案达四十余起。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1943年1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固守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留守兵团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惟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也就成了肖劲光将军经常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日军将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当时我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留守兵团当时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多里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又拥有强大的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能担当得起来么？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的。
但是我们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在黄河东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还是晋东南的敌后，都有我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人口又少，且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岩峭壁，无法架桥。这样的地形条件，显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日军要想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也并非易事。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永远不能比拟的。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加上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保卫河防的任务，是完全能担当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1938年春，当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一二Ｏ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Ｏ师作战，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即使后来，一二Ｏ师、一一五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以后，留在河东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巩固千里河防，仍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河防紧张起来，留守兵团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紧急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其中构筑工事一项，任务最为繁重，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防御战，纵有黄河天险，但要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要吃大亏的。河防部队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记得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西北行营和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先后派员前来“视察”，都赞扬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后来河防战斗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重视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才大大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
3月12日，进犯我晋西北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附炮二十余门，第二天到达黄河东岸。十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敌军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三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涌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四十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我河防部队伤亡六人。
同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三十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
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旱鸭子当海军司令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的炮声刚刚停息，毛泽东急电肖劲光进京，此时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肖劲光只带着一个秘书，赶赴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解放饭店”，随后即去中南海拜见毛主席。毛泽东说：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当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说，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你这个“旱鸭子”。又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就要有个人去领头。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命令，还电令：为了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允许由原兵团 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干部，作为海军直属机构的基础。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和如何建设海军，这是萧劲光上任伊始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50年8月，肖劲光主持召开了海军建军会议，为海军建设制定了明确而具体的方针，即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具有攻防力的精干的轻型海军力量；制定了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即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制定了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他和其他领导一起，克服了经费紧张、人才匮乏、经验不足等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海军创建任务，初步形成了海上防御体系。此后几十年里，他致力于海军武器装备建设，积极探索人民海军海上的作战方式，为共和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全部的心血。
肖劲光将军虽然半路出家搞海军，但是以他高度的责任心为我国海军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不得不令人敬佩！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