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俄国来华使臣眼中的北京城
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两国重大问题的交涉，皆由俄国派遣使团来华协商解决，其中以17、18世纪使团来华最为频繁。在此期间，有十几个俄国使团访问过中国都城北京。俄国来华使团成员以不同形式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北京城，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北京城市印象
俄国来华使臣对北京城市的记录再现了三百年前北京城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特征和城市建设等情况。
1地理
初期来华的使臣对北京的称呼、外观及规模记述有所不同，佩特林称北京为“大中国城”，巴伊科夫则采用蒙古人的说法，称北京为“汗八里”。在佩特林眼中北京是一座白色的城市，“城非常之大，是座石城，城墙洁白如雪”，而1670年来华的米洛瓦诺夫则说北京城的“石墙全部是红色的”。关于北京城的规模，佩特林记载，城市“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骑行需四日”，巴伊科夫则记载，“汗八里城纵横各为四十俄里”，1726年来京的萨瓦的记载是“整个北京城周长36俄里”。佩特林的记载过于夸张，明显有误。巴伊科夫和萨瓦的记载也不同，也许是他们所记分别为外城和内城的缘故。在当时条件下，俄国使臣没有可能对北京城实地测量，其记载也只能是估算而来。
▲清代北京城范围
1693年11月来京的伊台斯记载北京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9度59分，萨瓦测定的是纬度40度，经度144度。伊台斯（来自荷兰）和萨瓦本人都来自欧洲，萨瓦使团还配备了专业测量师，因此能够对地理位置做出具体测算。现在看来，当时测算的经度有所偏差，但纬度还是比较准确的。
2气候——多风沙
在气候方面，俄国使臣印象最深的就是风沙了。1676年来京的斯帕法里记录下了在北京遭遇龙卷风来袭的场面：“6月1日，龙卷风大作，犹如大火一样发出轰轰巨响；大风所过之处，许多商店被摧毁，较小的物品都卷入空中，形成一个通天的大风柱，它掠过大使寓所附近的城墙，然后向远处移动，直至从视野中消失。”令使臣惊奇的是，尽管不断有大风侵袭，他在北京期间却未见到火灾，他推断说这是因为所有房顶都铺有琉璃瓦。这与他所居住的莫斯科不同，那里以木建筑为主，很多房屋都有过火后重建的经历。
▲19世纪北京街道
伊台斯和勃兰德也描述了北京的风沙和街道路况。他们看到街道上“人群比肩接踵，尘土飞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一般说来这座美丽城市的街道并不好，因为用鹅卵石和砖铺设的街道极少……这些没有路面的街道很有损市容。无论晴天或雨天，特别是当北风呼啸的日子，给行人带来许多不愉快和不方便。在炎夏酷暑和久旱不雨（雨水稀少在北京是常有的）的时候，含大量硝和其他轻物质的土壤往往变成微尘，即使微风轻拂也能把尘土刮得满城飞扬。浓云似的尘土迷住眼睛，钻进人的嘴、鼻和衣服，落满房屋的各个角落，弄得哪里都很脏。中国人找到了对付这种不便的办法。每个富裕的人徒步或骑马在北京街道行走时，头上戴一块蒙头布盖住脸，一直搭拉到胸前。蒙头布用绉绸和薄纱做成，透过它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但能挡住灰尘。”
萨瓦对北京的描述是“平坦多沙”。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正值冬季，感觉“当地冬天虽然不像俄罗斯那样严酷，但也相当冷”，“雪很少，只是风很硬”，“不仅城里到处扬尘，而且灰尘透过纸窗也钻进家里来，居民对此十分无奈”。
3城防工事
对于北京城的建设，来华使臣无一例外，最关注的是城防工事，并施以重墨。
佩特林注意到，“每个城角都有高大的角楼，城墙中部也有高大的城楼……城口上每个窗口都架有大炮，每个城门口都有大炮和炮弹，并有二十来名卫兵守卫”。斯帕法里详细描述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及城楼和箭楼之间的瓮城：“第一道城墙是土筑的，城楼是石筑的，但不高。城周挖有壕沟。”“……另一道大城墙，距第一道城墙约四分之一俄里。这道城墙很高，而且很坚固，比克里姆林宫高，墙基是青灰色天然石块砌成，上部里外都用砖砌，中间以土填实。因此在城墙上可以骑马、乘车。城楼同城墙一样宽。
来到石筑城墙以后，要通过两道大城门。进入第一道城门，便是高大而坚固的城楼，城楼里有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场地。从第一道城门到第二道城门大约有四十俄丈远，城门包着铁皮。城门边放着两门小铁炮。城门上面建有战斗用的楼宇，城墙周围是盈满活水的护城河。每道城门都有二十名携带弓箭、刀剑的卫兵。”等等。在斯帕法里笔下，北京城墙坚固，守卫森严。此时满洲人入关不久，仍处于备战状态。等到萨瓦来华时，天下平定，北京城城墙上的守卫已经松懈很多：“城墙上建有许多半截塔楼，开着老式的箭孔，每座城门上都建有石头基座的高大木造门楼，上面建有假的炮眼。这道城墙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周围也没有任何防御工事。”
▲北京的城防防御工事——箭楼
俄国使节对防御工事高度关注与俄国的东方政策有直接关联。当时俄国东方政策包括两个方面：武力征服与发展贸易。尽管俄政府不断遣使来华并签订条约，但它从未放弃与中国作战及通航阿穆尔河的目标，只不过贸易在这一时期成为俄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俄使萨瓦回国后撰写报告，建议政府“不要在尚未做好极其充分的准备之前因小事而与中国及其属民打仗”，并对“和平时期应该如何在边境筹备和增加人员、现金、军粮、枪炮及其他军需品以供将来之用，以及届时用什么方式向中国宣战为宜”提出建议。萨瓦的主张受到俄政府的重视，并成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进入北京城，巴伊科夫看到，这是一座石建筑的城市，“中国京城的房屋都是砖砌的，构造简单，用各色琉璃瓦铺顶。”米洛瓦诺夫也发现，“庭院和庭院里的各种建筑物以及市场上的店铺，都是石筑的，木筑的房子和店铺没有见到”。当时俄国还是以木建筑房屋为主，所以来华人员对石筑的房屋印象深刻。
4城市建设与排水系统
萨瓦发现京城分为两城，第一城（内城）住着满洲人，第二城（外城）住着汉人。随同伊台斯来华的勃兰德觉得“市民的房子漂亮而轩敞，达官贵人们的私邸装饰华丽，牌楼富丽堂皇，到处高耸着美丽的寺庙和塔”。他和伊台斯在北京郊区目睹了豪华讲究的府邸：“我们经过了许多大小官员的豪华宅邸。这些宅邸都在大路两旁。宅前有排水沟，沟上架有小石桥。花园大都有石墙围绕，装点着石雕大门和亭子。甬道两旁种着柏树和雪松。远远望去风景优美，悦人眼目。城郊大路两旁的府邸一只延伸到北京城下。”伊台斯、勃兰德一行来京时，康熙皇帝已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国家稳定发展，从使臣描述可见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建筑，巴伊科夫注意到北京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主要的街道都铺着花岗石。街上挖有水井，街道两旁都挖有很深的水沟，通到湖或小河里。下雨时，大街小巷的雨水都从水沟里排走了，所以街上没有泥泞。从住宅区到街上也都有排水管道。”（这点与伊台斯、勃兰德看到的有所不同，想必与使臣的背景有关，巴伊科夫来自西伯利亚，而伊台斯等人则来自欧洲）。
▲北京明代团城渗排系统示意图
他还注意到北京城有很多花园和湖泊：“在中国京城，宫殿和住宅的前前后后都有花园。那里的澡堂是用砖石砌的。在中国京城的皇宫附近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山上有一片园林。据中国人讲，园林中有野兽，如马鹿、黄羊（可能指獐子或羚羊），但是没有其它动物。小山围有砖墙。汗八里城内还有几个小湖，湖里有一种小鲤鱼，鱼鳞呈红色、紫色、绿色，但也有一些是红白色的。”这里所说的“鲤鱼”应该是金鱼，俄国的金鱼是从中国传入的。
5交通工具
城市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驴，伊台斯等人看到，“在街上、十字路口、城门口和小桥旁停着备好的马和驴，花不多少钱就可以骑着它们在城里逛一整天。牲口的主人在前面跑着引路”。大街上十分热闹，“在所有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看热闹的人。这里有人在绳索上跳舞，那里一群人围着说书人。谁想仔细地听全部故事，说书人就请他们到圈子里去，送上一条板凳，请他坐下，为此被请者应付给称作‘钱’的铜币”。
总的来讲，俄国使团成员对北京的整体印象是多风沙、城防坚固、园林众多、繁华热闹。
使臣眼中的紫禁城里的朝廷1紫禁城建筑
紫禁城是皇帝的居所，也是中华帝国的统治中枢。俄国使臣在这里见证了专制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与帝王的更迭。在清政府的有意安排下，他们还亲历朝拜大典，感受了“天朝威仪”。
来华使臣对紫禁城的总体印象是高大雄伟，城墙“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墙一样高”，紫禁城内守卫森严，并且“无论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处都画着蛇”。在使臣记述中，多次将中国帝王的象征物“龙”误称为“蛇”。
他们称紫禁城为“磁铁城”，因为城墙是“用磁铁矿石建成”。“在这座大中国白城里有一座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这里为石板路，要走半天……大明皇帝居住地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
接见使臣的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饰有狮、龙及其他禽兽。大殿里没有像西方宫殿那样的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殿内竖立十二根圆柱。屋顶天花板饰有金漆彩绘图案，地面“按鞑靼习惯”铺着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皇帝宝座“坐北朝东”（此处应是朝南），高高在上，宝座左右两方是镀金的栏杆……
2觐见皇帝
俄国使臣称紫禁城的主人为“博格达汗”。“汗”是俄国皇帝对东方国家君主的称呼。斯帕法里觐见时，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地方，他看到康熙皇帝中等身材，面色微黑，脸上有许多麻点，蓄黑色小胡子。皇帝的御座是木制的，“雕着各种图画和蛇”。他发现只有皇族才可以穿戴黄色，皇帝的兄弟和亲属的帽子上有别人不敢使用的金色标志，他们穿的衣服也是绣金的，胸前背后镶圆形金片。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斯帕法里，康熙皇帝“虽年仅二十三岁，遇事已能择善而从”。
伊台斯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成为一位乾纲独断的统治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他眼中的康熙“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伊台斯认为康熙皇帝虽然不喜欢汉人，却能“巧妙地统治着自己的臣民”。
而当伊兹玛伊洛夫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在使臣面前表现得温和大度，与使臣讲话时语重心长，见到使臣衣服单薄，还赐给他一件自己的貂皮袄。言谈中使臣得知，康熙喜欢天文学和数学，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萨瓦来华时，端坐在御座上的已经是雍正皇帝。他看到雍正“架着腿坐在御座的貂皮坐褥上，仪态极其庄重，犹如一幅画”。但耶稣会士帕列宁神父对雍正皇帝的执政颇有微词，他告诉使臣，雍正皇帝即位四年来，“搜刮的国库资财比康熙皇帝七十年聚敛的还要多”，他与所有兄弟不和，并在北京广设密探，搞得人心惶惶。耶稣会士向国库交纳一万两银子才得以保全他们在北京的教堂。雍正皇帝禁教政策十分严厉，传教士在华处境艰难，其评判之词难免带有感情色彩。
3传统君臣之礼
清朝皇帝之下是文武大臣。大臣们的朝服按照品级在胸前和背后绣着狮子、老虎、蟒或仙鹤。在康熙皇帝为使臣设置的宴席上，伊台斯看到，文武百官有二百多人，均按其官衔高低依次入席，“照波斯的方式盘腿而坐”,大家“垂目端坐”，听不到一点儿声音。萨瓦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也看到同样场景，他觉得很是惊奇，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却都一言不发，相互之间也不交谈。
▲清代文官补服图案
在紫禁城里，使臣们目睹了中国传统的君臣之礼，巴伊科夫、斯帕法里等使臣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皇帝上朝，除重大节日，平时每月三次，大臣王公要向皇帝大礼参拜。使臣在天亮前一小时就被带领前往紫禁城。沿途到处是骑马、坐轿进城的官员，打着纸灯笼，灯笼上面用汉字写着他们的官衔。到达写有皇帝名号的石碑后，官员们都要下马、下轿。觐见之前，大臣们按官阶大小在大殿外广场上席地而坐。皇帝临朝时，鼓乐齐鸣。之后，有人站在石阶上大声喊叫：“全体肃立!”官员们就按照官阶高低在唱礼官的引导下依次上前行三跪九叩之礼。斯帕法里看到大家两手撑地，慢慢把头扣到地面，又慢慢地从地上抬起头来，他觉得“好像俄国妇女跪拜一样”。
俄使经历这样的场面是很自然的。在早期中俄外交交往中，双方屡屡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其焦点问题之一，就是行跪拜礼。清朝惯例，来华外国使臣需向皇帝及象征皇帝的庙宇、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俄国使臣则坚持按照欧洲礼仪，在君主面前脱帽行鞠躬礼。为令俄国使臣行贡使之礼，清政府有意安排其在朝拜之日觐见皇帝，斯帕法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清朝官员的朝拜大礼，并被要求照例行礼，但他并未严格按照礼仪规定，叩首很快，头也没有到地。当清廷官员通过耶稣会士要求他叩头到地，并且不要那么快时，他回答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关于中俄礼仪之争的孰是孰非，笔者在《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中有详细论述。
17—18世纪中国社会百态
1
中国人的性格
几乎所有使臣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善战。伊台斯批评中国人的“一切行动、作战和装备都杂乱无章”。斯帕法里更是毫不客气地说，要讲勇敢，“中国人和欧洲人比就像妻子和丈夫一样”。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智慧却远远超过欧洲人。不过这个特征在他那里也没有得到正面评价，他说中国人以机智见长，是圆滑的骗子，喜欢欺骗外乡人，总是假装纯朴厚道来骗人。
在伊台斯眼中，中国人还很保守，“他们像信奉某种宗教一样遵循古老的规矩，从不改变衣服的式样，也不许建立新的规矩”，他听说“一万二千年来，没有一个皇帝得以稍稍改变某些名门望族的信仰、规矩和衣着”。中国人的保守还体现在繁琐的礼节上，这令勃兰德很不习惯，他不无调侃地说，北京人为防风沙而用布将头蒙上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以便能摆脱“中国人那些需时很长的客套”。
2饮食
关于饮食，俄国使臣的印象之一，是中国人什么都吃。东正教徒巴伊科夫曾抱怨中国都城的人吃各种禁忌的食物，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青蛙、乌龟和狗肉等等，还吃各种死牲口的肉。
对中国饮食的印象之二，是饮食文化异常发达。伊台斯看到北京市场上的生猛海鲜种类繁多，一应俱全。在皇帝和大臣的宴请中，他尽情享用中国美食。御宴之上，烤鹅、烧鸡、猪肉、羊肉应有尽有，还有各种水果、甜食和点心。他数了数，共七十多道菜。不过，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的宴请。
席前，仆人给每人端来盛着果仁的茶碗，并配有小铁匙，大家一边吃着果仁，一边品茶，茶味“极其芬芳”。然后用玛瑙碗喝了各种上好饮料。筵席上有各种热菜，切成小块的肉堆成小山，插着绢制花草。接着上汤，满满六碗，各不相同，味道鲜美。品尝了汤后，又上了其他美味佳肴，随后是可口的点心。筵席将结束时，用小磁碗上了糖渍水果——葡萄、柠檬、香果、栗子和桃仁等“极好的甜食”。席间大家以金杯喝酒，领侍卫内大臣不断劝酒，并自己总是率先一饮而尽。他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小厮，“两手托着一个用麦秸编的容器，供他吐东西”。御宴令人难忘，而领侍卫内大臣的宴席的讲究得更令使臣回味无穷。
3衣着
佩特林来京时，明朝都城居住的主要是汉人，居民都很整洁，衣袖宽大，好像俄国“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像俄国男式半长外衣”。巴伊科夫来京时，王朝已然更迭。京城居民虽然仍以汉人为主，但汉人地位不高，只能干些粗活、做买卖和耍手艺，并且全部住在外城；官员以满人和蒙古人为主，住在内城。汉族妇女身着短袄，“头发束得像日尔曼人一样”，蒙古女人则穿“卡尔梅克式的拖地长袍”，头发梳成辫子盘于头顶。男子不蓄发，只在头顶梳个辫子，冬天戴一种黑色旧式小窄帽，帽顶上有红色花翎，夏天戴草帽，顶上也戴相同的花翎。
▲缠足的汉人妇女
让使臣惊奇的是，汉族妇女的脚都非常小，“小得和孩子的一样”。他们了解到，中国妇女自幼缠足，令脚无法正常发育，变得娇小瘦弱。中国上层妇女都是小脚，并以此为荣。她们认为被人看见光脚是最大的耻辱，因此把脚紧紧缠上，几乎从不解开。
4物产
北京城的瓜果蔬菜相当丰富。巴伊科夫用东正教的教历记载它们的成熟日期，“葱、蒜、萝卜和芜菁在大斋期前成熟，樱桃和黄瓜约在乔冶日或更早一些时候成熟，苹果、梨和李子成熟于彼得日或略早一点，葡萄成熟期在谢苗日前后，葱、蒜、萝卜、芜菁和辣根成熟的时间先后不同”。此外还有胡椒、丁香、肉桂等各种香料，巴伊科夫来京时的物价是“胡椒每巴特曼售价为五六钱银子，丁香每巴特曼四两银子，肉桂每巴特曼二钱银子……”他感到北京的肉禽很贵，“一只活的天鹅约卖三、四两银子；一只母鸡二钱银子；一只鸭四钱银子；一只肥羊二两银子；一头公牛八两至十两银子。”他在这里还见到了茶叶，得知“茶叶是长在树上的”，售价是每巴特曼卖二钱银子。俄国人首次接触到茶叶，是在1616年阿勒坦汗的使臣将茶叶作为礼物献给俄国沙皇，这种饮品很快得到俄国人的喜爱。
▲清代北京前门大街（1900年）
北京还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商品，天鹅绒、绸缎、波纹绸、宝石、珍珠和白银等货品十分齐全。巴伊科夫记录了的价格，“毛面或光面的丝绒每俄尺一两银子；中等质量的缎子，每卷三两银子；波纹绸每卷一两”，“珍珠很贵，比俄国的贵一倍”。他和斯帕法里都抱怨在北京“没有见到过优质宝石”。
5宗教
使臣们参观了著名的黄寺和雍和宫等庙宇，并亲眼目睹了场面浩大的礼佛活动。
巴伊科夫提到汉族人信佛，佛像是泥塑彩色的，贴上金箔，还饰以宝石和珍珠。每座庙都有一口用青铜或铁铸成的钟，类似俄国的钟，边上带锯齿，有开口，不过敲钟不用钟舌而用锤子。他参观了专为迎接达赖喇嘛建造的黄寺，得出结论“蒙古人的宗教也是中国式的”。这显然由于使臣的知识局限，蒙古人信仰的喇嘛教是从西藏传入蒙地的，又称藏传佛教或黄教，其与汉族人信仰的佛教是有区别的。
萨瓦访问了北京最大的喇嘛教寺院雍和宫。雍和宫为皇帝出资修建，规模十分庞大，庙宇雕梁画栋，妆金描银，顶棚和屋顶四角全部镀金，使臣不由感叹“这样的建筑整个欧洲也见不到”。他看到庙里有一个宝座，宝座上盘着一条龙，“龙身上坐着穿红衣服的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作者注）”。当时正在举行祈祷仪式，身着黄色袈裟的喇嘛坐在那里，“念着一本小小的书，摇着铃铛，敲着镗锣，声音非常大”。当时的黄教之盛可见一斑。
▲雍和宫
萨瓦还参观了一座大的寺庙。他将其称为“修道院”，“里面有200名被中国人称作喇嘛的隐修士”。庙宇建筑极其雄伟壮观，棚顶描金，悬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盏，三个宝座上供着三尊镀金坐像，衣着华丽，“周围是无数大小偶像”。
伊台斯经历了新年期间百姓前往寺庙上香祈福的场面。他看到男男女女阖家前来，僧侣们捧着上了油彩的金属佛像，农民们带着类似长号的乐器，还有横笛和锣鼓。但他很不喜欢中国的民间器乐，认为这些乐器演奏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噪音”。行列后面是两个喇嘛，其中一个胸前挂着一个装有金银“纸三角”的篮子，在快到寺庙附近时沿路抛撒，“以祭祀灵验的神”，另一个则捧着点燃的蜡烛。香客们通常在庙里居住几天，“做祷告等各种佛事”。
他们还看到了新年里“抬着神像游行的形形色色的队伍”，一路上乐声、鼓声、喇叭声不绝于耳。队伍抬着神像，喇嘛走在人群前面，人们前呼后拥，大群男孩子在旁边跟着奔跑。“这种游行持续三天，在这期间所有店铺都关门，禁止买卖，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晚上，寺院鼓乐齐鸣，“可清楚听到无数寺庙中喇嘛和祭司的击鼓声和吹奏的喇叭声。从晚上十点直至次日中午，令人感到好像置身于几十万人互相厮杀的战场”。
☆原文发表于《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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