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立下的一些特殊功劳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正如聂荣臻所说：“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正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决定了8月1日这一天的重大意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撤退过程中，屡遭敌击，伤亡损失很大，后全部被冲散。只有聂荣臻、叶挺等几个人守护在身患疟疾、高烧不退的周恩来身边。因不懂当地语言，故找来过去曾认识的地方党负责人杨石魂帮助，用担架护送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甲子港。后又用船护送到香港。经杨石魂同省委取得联系后将周恩来安置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九龙乘船到上海参加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会议仍增选有才干的周恩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的组织机构，集权于中央常委。常委下设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筹集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到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从此，周恩来在白区主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达四年之久。其间，周恩来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一是组织领导了中央特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隐蔽的斗争，周恩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为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并主持成立特科。它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解散，共达8年之久。周恩来主要负责前4年的工作，而后由陈云、康生先后负责。在周恩来任职期间，中央机关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虽然他身兼中央多种要职，但除了制订决策中央特科的重大方针、政策外，周恩来还经常亲临行动现场，奋不顾身地指挥并参与镇反及营救工作，为保卫身处敌人心脏中的中央机关安全；为获取情报、营救同志、惩办叛徒、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为了加强联络与扩建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委派贺龙等开辟湘西根据地。1928年1月上旬，周恩来在连续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比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是过早的”。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周恩来认为：客观条件的充足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认为两湖客观上肯定要继广东而开出一个新局面。1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把贺龙要求“回湘鄂西搞队伍”的想法提了出来，并介绍了贺龙的有关情况。隔了一天，在中央常委会上研究两湖暴动问题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会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1月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在周恩来的不断关心、帮助下，贺龙于3月下旬在湘西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后来虽然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红2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同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呼应，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三是筹备并出席莫斯科中共“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周恩来到达后即参加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南昌暴动的讨论会。1928年6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济难国际的财政预算报告，申请给中国革命以物质援助。6日，与联共（布）军委代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7日，周恩来与瞿秋白、苏兆征一起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名代表开座谈会，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几个决议的起草问题，并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即开始工作。9日，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8位领导人，着重谈了如下几个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处于低潮；农民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这些较正确的意见使“六大”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出席。会议围绕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党的任务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实际上是“六大”的小范围预备会。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正、副秘书长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等。6月18日，周恩来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会，担任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主持大会的全部日常工作。7月10日，周恩来出席大会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11日出席大会闭幕会并致词。19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驻共产国际应是短时期的并要多做各种工作的建议。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时，决定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四是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中共“六大”召开以后，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大会一致通过周恩来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章程审议委员会，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对章程提出修改意见。而后周恩来又参加了关于战争危机问题提纲修改委员会，最后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7月28日，周恩来在讨论布哈林报告时指出：共产国际存在着轻视东方革命，忽视“实际支持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倾向，认为“行动才是他们的责任”。他针对共产国际“六大”围绕广州暴动问题曾多次在会议上争辩的情况，郑重申明中共的立场，认为“广州十二月起义，它虽然是劳动群众在革命失败时期的英勇抗议，它虽然有一系列要由中国共产党负责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但是却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的国际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8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言，阐述了关于战争危机问题及对军运工作的意见。并就准备国内战争、争取军队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议。8月20日周恩来发言指出：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会后，周恩来参加了由共产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控告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组织一案。经审察，并无此事，推翻了原案。此外，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在苏学习的留学生党员传达“六大”精神和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等。
1928年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实际上他是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在军事斗争方面，周恩来积极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作了巨大努力。一方面领导了中央军事部委派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工作，从而使那里的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另一方面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贺龙和湘鄂西前委指示信，强调在农村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去行动。并指出，发动游击战争应该是在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宜。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筹划和主持建立了红军、苏区与中央的联系交通网；开办了军事训练班，训练和派遣了一批批军事骨干支援各个苏区和红军队伍，或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或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的斗争和建设。在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即“六大”后到立三路线前，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共有红军已达6万余人。
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他同陈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宣布了中央关于毛泽东回红4军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的决定。会后，他又要求陈毅按照其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由周恩来审改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信，主要谈了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和训练、红军的给养和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的当前行动等问题，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信中还强调：“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的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封信对于当年年底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依据。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在古田会议上总结了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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