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数次遇险经过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叛变革命，他们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弹劾共产党案等一系列阴谋事件，大肆排挤和打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结果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李之龙（时任国民党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等人都被免职甚至逮捕，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后果。
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为首，有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赵世炎、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人参加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一方面揭露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大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其中上海工人进行的武装起义就是比较著名的革命运动。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勇敢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3次英勇的武装起义，终于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这座世界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并建立了强大的拥有武装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看到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于是决定密谋实施的政变计划先从上海开刀。在他的授意下，在上海盘踞经营多年的三大黑社会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密谋了一个罪恶计划，他们采用卑鄙手段暗杀了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随后密谋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军队也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时打着国共合作旗号驻守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奉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命令，在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支以便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派人给周恩来送信，假意邀请时任上海特别军事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前往二师师部谈判，研究目前的局势，解决出现的问题。
周恩来已经隐隐感觉到形势的险恶，但考虑到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共产党员斯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二人有师生之谊，估计受过革命影响的斯烈应该不会采取不利于革命的行动。同时，为了上海工人阶级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已经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毅然决定前往二师师部，劝说斯烈继续革命，不要参加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但是，当周恩来等人率领6名工人纠察队员到达二师师部的时候，却遭到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武装人员的偷袭，枪支被缴，周恩来等人被扣押，上海工人阶级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与此同时，上海青红帮黑社会打手配合已经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军队，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采用蒙骗和强迫相结合的卑劣手法，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并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野蛮大屠杀。而此时正被扣押在二师师部的周恩来等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周恩来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无耻背叛，一面怒斥其罪恶行径，一面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
这时，罗亦农听说了周恩来等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的消息，他对这一突发事件大吃一惊，要知道，周恩来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真是太重要了，而此时周所面临的的环境可以说是险恶至极，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罗亦农马上通知上海闸北区党部书记黄澄镜，让他立即去找担任二十六军党代表职务的赵舒前去营救。因为赵是斯烈的上级，在国共合作中与中共又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黄澄镜得到罗亦农的通知后丝毫不敢怠慢，立即驱车赶往位于法租界的赵舒住宅。赵舒听后也非常着急，因为他也明白，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意外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赵、黄驱车立即赶往二师师部，二人只有一个想法：但愿扣押周恩来的人还没有对他采取特别行动，但愿！
赵舒等人直奔二师师部，岗哨见是本军党代表，一路放行。此刻，被软禁在会客厅的周恩来正在大发雷霆，他一把将桌上的茶壶、茶碗等物打落在地，并厉声斥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对于执行了国民党右派命令的斯烈，周恩来则晓以利害，希望其以革命和人民为重，不要充当蒋介石残害人民的帮凶。
赵舒与斯烈见面后，对其扣押周恩来等人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命令其立即放人。此时斯烈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危害性，立即向周恩来表示歉意，同时马上释放了已经被扣押一天的周恩来等人。
这样，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当天，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的周恩来，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大上海，竟然奇迹般地脱离了敌人的魔爪，化解了一场极大的危险。
就在周恩来走出二师师部、匿身于人海之中时，蒋介石正在发布命令，要以2.5万元的重金悬赏捉拿他。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邓颖超为列席人员，他们将沿着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5月初，两人从上海登上日本轮船，坐进头等舱。由于5月3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制造了“五三惨案”，为了解事态发展，周恩来夫妇在上海买了各种报纸，带到船上翻阅。二人很少与头等舱里的旅客交谈，加上衣着朴素，与坐头等舱的身份不相称，所以在餐厅吃饭时，便发现有两个人注视着他们，让他们不得不保持警惕。听口音那两个人是天津人，看装束像是商人。而后回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们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每餐的盯望，给周恩来夫妇制造了几分紧张的气氛。
轮船经过青岛作短暂停留，允许旅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在市区吃了顿午饭，买了多种报纸各一份拿回船上看，不料引起了日本侦探的注意。
轮船在大连码头靠岸了，乘客纷纷下船。这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人却把周恩来夫妇拦住了，进行细致的盘问。他们先问周恩来：“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的报纸？”周答：“在船上没事，随便看看。”警察又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去吉林”。又问：“到东北干什么？”“去看舅舅。”
可能日警看出了什么破绽，叫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邓颖超一看急了，觉得他一个人去不好，便要和周一道去。“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而对几个日警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这几句话很有潜意，显示了对对方具有撞击力的自信。几个日警心劲儿明显减弱了，他们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住下，然后才将周恩来带走。
住进旅馆之后，邓颖超表面上沉着镇定，内心却焦虑不安，如坐针毡，唯恐周恩来有什么闪失。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了旅馆，
关于在水上警察厅的情况，周恩来是后来才告诉邓颖超的。在那里，一开始气氛比较紧张，那些日本警察像审问犯人似的，问周的出生年月日、学历和职业等，还问周要去看的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周恩来回答：“舅舅姓周，叫曼青。”“你舅舅是干什么的？”“在省财政厅任科员。”“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王姓是周恩来有意编出来的。周恩来笑了，神情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苦笑：“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i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日警看问不出什么，狡猾地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周恩来伸出手。
几个日警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一声：“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没被喊愣。
“你就是周恩来。”主审官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的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两下：日方的怀疑，可能与自己曾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于是，他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终于，日警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而后点点头：“可以。”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起身上厕所。很快，厕所里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而后，周恩来夫妇有说有笑地下楼到餐厅用餐。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日本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到长春后，周恩来刮掉了胡子，换上长袍马褂，和邓颖超一起乘火车去了吉林。他不直接去哈尔滨是担心日警去查问伯父有没有一个姓王的外甥，而特意绕道吉林市的。在伯父家住了两天后，周恩来先走，住哈尔滨二弟家。隔一天，邓颖超也到了哈尔滨。因接头的证件已销毁，没办法和有关同志联系，便只好等待后批参加“六大”的同志。几天后，他们终于在火车站接到了李立三，通过李立三联系上了在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这才离开哈尔滨奔赴苏联。“六大”结束后，为减小目标，周和邓是分开回到国内的。
1985年夏天，81岁高龄的邓颖超看到一篇写到这件事的文章像传奇小说，与事实相差太多，便给身边工作的同志讲了这段经历，回忆了周恩来与日本警察斗智的经过，认为周恩来叫警察厅代买火车票，是为了减少对方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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