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向沈醉揭密：对付军统特务有绝招。事实令人吃惊
1937年5月下旬，正值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自西安飞抵上海，主要是加深共产党与各方面的联系，通过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同时商议筹办公开刊物。
周总理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亚洒店。上海区的特务立即闻风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各种监视、跟踪和窃听，以期发现中共上海地下活动的线索。
特务们异常卖力，夜以继日，个个眼睛瞪得溜圆。这不仅仅因为被监视的对象特殊，更主要的是前期工作太不得力，被戴笠狠骂了几回。这次跟踪周恩来正是“咸鱼翻身”甚至是“鱼跃龙门”的大好时机。
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特务们的意料，周恩来的所有行动正常，无懈可击。特务们对周恩来所到之处——即使是餐馆、戏院等场所都不放过，几乎是“地毯式”搜查、“过筛式”调查，依然一无所获。
戴笠气得跳脚大骂，骂上海这帮手下是“饭桶”。沈醉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明白过来，而这个让他恍然大悟的，正是周恩来总理。
1960年11月，第二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们，其中就有沈醉。
沈醉向周总理请罪，因为过去他在上海、重庆时都曾派人跟踪、监视过总理。
不料总理微笑后摆了摆手，竟然对沈醉说道：“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你们过去搞得那一套，对我而言没起任何作用，你知道原因何在吗！”
总理重点谈到了当年在上海被监视的情形：自己不但知道周围有国民党监视盯梢的特务，还知道酒店的服务员也是特务扮演的……
周总理说道：“但是，有你们的人，就有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往往比你们的还多，结果反倒对你们进行了有效的反监视、反跟踪……”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时，周总理鼓励沈醉把他在军统的经历写出来，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于是才有了沈醉二百多万字的回忆录。
沈醉很感慨地说道：“周总理的这番教导，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宛若一盏指路明灯，引导我走完这三十年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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