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高中榜眼，也拥护过袁世凯称帝，晚年却加入了中共做情报工作
杨度（1875年-1931年），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顼虎湖南省湘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幼年丧父，王闿运门生，光绪举人，中榜眼。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先后参与或赞助了清末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洪宪帝制、张勋拥满清末帝溥仪复辟等活动。
（杨度关系图）
杨度师奉王闿运多年，旧学根柢颇深；数度留学日本，法政知识甚有基础。因此，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和归国服务的留学生中，都有非凡的表现。
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进兵中国对杨度的思想有一定的刺激，留学日本以后吸收新知，治学处世早已脱离王闿运的窠臼。
他能被推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证明他在新学上已稍有声名；留学日本活跃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交游广阔，做了留学生会馆的总干事，证明他在留学界甚孚众望。这养成他孤傲的性格。
此后在宪政运动中独树一帜，以即开国会为第一目标。及即开国会成为立宪派的共同口号，不断运动要求清政府采行，杨度已转入宪政编查馆工作。杨度虽任政府官员，仍坚持即开国会的主张。及清廷将九年预备的时间缩短为六年，部分立宪派人士感满意，杨度则要求缩短为三年，可以看出他在晚清新政中是激进的。
他的激进尚表现在他对新刑律的态度上，他为了新刑律的制定，从宪政编查馆活动到资政院，他在资政院为新刑律的理念作证，正如他在颐和园为宪政的理念作证，在当时似乎没有别人做这些事。他以生命作注，为逋客梁启超乞求清廷赦回效命，尤为别人所不敢为。
杨度在晚清的新政中，亦如袁世凯，都是极力推动者。到民国建立后，二人均趋保守。袁世凯趋于保守的原因是自己成为当权者，杨度显得保守的原因，可能有如康有为，认为君宪可以救中国；亦可能袁对彼有知遇之恩，依袁的意旨行事，而且走得更远。
民国初年部分政学界人士对共和政治不习惯，复辟派图复大清政权，杨度则欲拥袁为帝。
（袁世凯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
杨度在清末倡立宪，虽标出满汉同源之说以却满人之疑，实以开国会、立宪法为第一，只强调“宪”的重要。揆诸实际情形，只要国会一开，满人自然成为政治上的少数，失去政治权力。
杨度于民国初年继倡君宪，援引梁启超国民程度不足之说，当时由于没有民族冲突的疑虑，于“宪”之外，特强调“主”的重要。梁启超不因杨附和梁之旧说而赞同他，认为时地不宜，不可逆势而为，造成大动乱。
值得说明的是被杨度拉入筹安会的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皆有留日经验，可能真心支持杨度，具有留英经验的严复，则对参加帝制运动甚为勉强。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早年入同盟会，李燮和出身光复会，他们早年参加革命，主要也许是受民族主义的驱使，并不一定赞同共和。
君宪运动失败以后，杨度的政治生命告一段落。但何以在数年学佛之后，幡然改计，渐与革命派接近，最后加入中共组织？
可能的原因有二：（1）佛学中的无我主义使他有抛弃自己主张、再济众生之念。（2）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长流中，共和革命压倒君主立宪，杨度深有领悟；而当时共产革命又欲压倒共和革命，杨度当亦有所觉察。杨度在政治上失势之际，正是俄国革命成功之时；他走到政治激潮的前面，也许像许多那一代的人一样，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
（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
杨度晚年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不难解释。在他前此的政治生涯中已有做情报工作的经验，譬如民国初年曾在青岛、武汉为袁世凯做情报工作；纵横捭阖于国民党人之间，亦可能在为袁世凯做情报工作。晚清时期，纵横捭阖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曾否为当权派做情报工作，亦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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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张玉法所著《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之《由台前走入台后的一生》，九州出版社出版
台湾中研究历任院长张玉法先生，为现代著名史学家，尤在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
本书收录的十五篇论文，均为张玉法先生精挑细选之精华篇目，主要探索十二位历史人物：曾国藩、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章炳麟、苏曼殊、杨度、梁启超、谭延闿、蒋介石、胡适、傅斯年。或探索其一生成就，或探索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在历史的洪流中，都能看到他们的浪花，虽然这些浪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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