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延安见作家举动轻浮，怒称：“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
本文口述者师哲（1905.6—1998.8），俄语翻译家，曾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前苏联及东欧，任俄文翻译。他多次参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话，见证无数历史进程。
主席历来很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的至理名言。
他不但反复宣传，而且身体力行。早在中央苏区戎马倥偬，他做过多次调查，后将调查报告汇集成册，在延安出版。他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走到哪里，调查到哪里。
重庆谈判归来后，他在柳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
我怕在安全方面出事，提醒他：“主席，这个地区不会有特务，但是对当地老乡的情况我们没有研究，也不十分清楚，最好不要到处走动。”
主席说：“难道我住在一个地方，连周围的情况都不能知道？”
毛主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本事，实在令人敬佩。
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言必称希腊，夸夸其谈的作风十分反感。
我碰到这样一件事。主席很重视理论研究，希望有个人能在理论工作上做他的助手，就是说希望找一个对他的理论研究能起到帮助作用的人。中央党校推荐了一位同志。这个人是研究苏共、中共党史的专家，19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是位饱学之士。
他从中央党校搬到杨家岭离主席不远的地方住下，但是主席只见了他一次面。
情况是这样的：主席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却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地讲得十分得意。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问：“《联共党史》你通读过了吗？”
他不明其意，回答说：“通读了三五遍。”
毛主席说：“我一遍也没有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离中国革命太远了。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
（1942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主席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指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很形象地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要做好调查研究，主席讲得好：“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返璞归真。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他们的窑洞像那时陕北一般穷苦人家的窑洞一样只有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这位杨家一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变成了烟黑色。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有三十几岁，不仅手很脏，连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们看见毛主席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屋前站站。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自己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特别是最后几句“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备感亲切，毛主席在杨家岭沟口和老乡攀谈的神态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主席对我讲的那几句话又响在耳畔。
主席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1941年，毛主席前往延安中央医院看望伤病员，并和该院医生合影）
和主席在一起，每次同他谈话都像是上一堂生动的课，使人获益匪浅。主席生活朴素、随便，能深入群众。他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还带着女儿李讷，到处走走，到处看看，随便和群众攀谈。在延安时，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在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将左右邻居的老乡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
在他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因而老百姓自发地将他看成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称他为大救星。这种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是淳朴农民的心底话。
本篇文字请（jzhpress）
本文选摘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选集》出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 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作者简介：
口述者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整理者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先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副主编，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四十余篇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