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之前，与刘少奇彻夜都谈了些什么？
1945，毛泽东赴渝谈判之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
抗日战争胜利全面收复失地
1945 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极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8 月9 日，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几天的时间，8 月14 日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主席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向满洲平原调动的苏军步兵，1945年）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大家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狂欢持续了三天。
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会场）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优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主席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主席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主席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或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主席吃西瓜也是很有特点的，他将西瓜抓在手中，如同风卷残云一般，一口一片。
小礼堂的周围摆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主席的“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精神振奋，立正、敬礼，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出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同毛主席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8 月14 日，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军。同时，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长路的要求和承认外蒙古独立。因而苏军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同意他们派市长接收。
（1945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中）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
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至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部署了罗瑞卿、李运昌、吕正操、曾克林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及山东解放区的萧华等部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方部队抗战期间躲在大西南，虽有美国提供的飞机、轮船、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怎奈他们自己不争气，忙于“劫收”，因而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9 月30 日才在秦皇岛登陆，在美军的帮助下，11 月16 日国民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山海关。蒋介石好不容易到1946 年3 月下旬才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运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
（图为1946年3月，沈阳。帝国饭店门口交叉着苏联和中华民国国旗，门框上悬挂着斯大林、列宁、孙中山、蒋介石画像，拱形装饰物上涌中文和俄文写着“中苏两大民族联合起来”。）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量。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1945 年8 月刘少奇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毛主席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待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满意，欣然接受，昂扬而去。周恩来则独当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主席将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8 月14 日，蒋介石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20 日、23 日又连来两电。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主席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已于8 月22 日电告蒋介石。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
8 月27 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赫尔利粗鲁而不识事体。1944 年他第一次到延安来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就食言而肥。
（1945年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前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等合影）
28 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同机飞离延安去重庆。当天到机场送行的各级干部约千人，但所有到场的干部表情沉闷，心事重重，大家都沉默不语。看来，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有保证吗？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他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心里究竟作怎样的打算，谁能知道呢？最使人心情不愉快，并极其反感的是，毛主席等人刚登上飞机，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当他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双手抓住机门框，
头往后仰，怪声怪气地大吼：“哎，咦、呀！”
这一怪声大叫立时引起所有在场的同志们的不满、气愤和疑虑，纷纷质问在场送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的表演是什么意思？”包瑞德回答说：“赫尔利是牧羊娃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
飞机起飞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各自的机关去了，为主席的安全，谁也没有放下心来。
毛主席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主席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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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选集》出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 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作者简介：
口述者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整理者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先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副主编，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四十余篇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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