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周恩来总理签字，诈骗人民银行，中国特大诈骗案
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冒充周恩来签字诈骗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20万元的惊天大案，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追逐名利的年轻人
王倬，男，时年36岁，北京人，外贸部工作，科员。
归案后的王倬资料图
“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刘老时断时续地回忆着，坐在一旁的儿媳不断进行补充，“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份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在由儿媳帮助整理的回忆录上，记者看到了这起案件的脉络。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干脆干起无本万利的买卖，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意儿来得快，但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当个小职员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那时候，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花了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从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意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原来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王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到舞台两侧挂着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他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精心策划设骗局
1960年3月14日、15日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头一天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有来头的，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时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时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深信不疑。”刘老思考着说。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刘老分析说，“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都畅通无阻。
心惊肉跳诈骗得逞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16时，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4时10分。他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的东西带好，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
5时30分，王倬骑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几经周折，王倬找到秘书室。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王犯于1960年3月18日，以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信，诈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人民币。”刘老说。信是这样写的：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电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庙费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元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信左侧是伪造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二十万元”。并伪造“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圆票；3.包装好一点，七时务必送交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人民银行有关人员未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电话联系，即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即把款送去。”王倬在民族饭店进门大厅内服务台附近收到两麻袋款项后，在介绍取款便条上写：“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再说王倬离开西交民巷，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在沙发上坐着等到7时。
7时，从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吗？”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到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分两次把两麻袋钱运回家中。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
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两千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母子均受法律严惩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遂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倬的母亲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刘老介绍说：“被告的犯罪思想，从小父母就种下
祸根‘有钱就有一切’的。他父说：‘倬者，大也。将来你是吃糠的小人物，还是吃肉的大人物，就看你的能耐了！’他母亲常对他说：‘宁养贼子，不养痴儿。’王倬也常羡慕西方资本家生活：洋房、小汽车、小花园、地毯、洋家具、娶上三个姨太太等。这是犯罪的思想基础。王倬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骗’，伪造证件可以弄到钱。有一段时间，王倬就模仿周总理字体。又看到一张旧报纸载西藏活佛来京念经的消息。这下有作案的机会了。我们银行工作有漏洞。付行长只听秘书说：‘总理来信批款，是急件。’他也未看信，也未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即批款送去（据他说，总理从来未直接批过款）。经我复核，同意判处死刑，报院领导批准执行。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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