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心置腹到反目成仇：孙中山怒骂梁启超“禽兽不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性格和经历不尽相同，且比孙中山小7岁，但他们都是广东同乡，又都以救国救民为志向，由于共同的政治追求，梁启超在国内时就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过一些接触。
而对康梁这一派革新势力，孙中山更是十分关注。早在1892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借行医进行革命斗争时，就注意到了在万木草医堂讲学的康有为，并提出与康有为联合行动。不料康有为目中无人，一定要孙中山具门生贴子，拜自己为师，大大挫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遂告失败。
梁启超第一次接触的革命党人则是孙中山的代表陈少白。1895年春，他与老师康有为一同北上进京会试，途经上海，住进洋泾浜安全栈2l号，适逢陈少白有事来沪，也在安全栈歇脚，住19号。陈得知住在隔壁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康有为，即主动过来造访。梁启超经康介绍后，与陈一见如故，谈论颇欢，一下便谈了几个小时。陈少白是孙中山早期的亲密战友，梁从他的口中肯定会了解到孙中山的一些情况。同年，孙中山在广办创办农学会，又有意邀请康有为、陈千秋、梁启超加入，但由于康有为没有点头同意，陈、梁未能有所表示。
第二年，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情发生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对这件事作了大量报道，译载的几篇文章都对孙中山作肯定之词。如第15册译载的《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一文，指责清政府指使中国驻英使馆人员拘捕孙中山，是“不恪遵公法”的行为，“岂容中国政府置诸不问乎！”第21、27册中译载的《论孙逸仙事》一文，不但记述了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经过，而且对孙中山的生平和革命活动也作了介绍，说“孙逸仙者，中国广东人，尝业医，入西人之门，研究其术者多年矣”。1897年春，当在时务报馆工作的章太炎问起孙中山是怎样一个人，梁启超回答说：“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言词之中，显示出了对孙中山颇的钦佩之情。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出色的宣传和他的友好态度，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1897年冬，孙中山在日本与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筹商创办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时，即荐举梁启超来主持校务。因梁启超主办《时务报》不得脱身，康有为改派徐勤来日任教。1898年，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到自己计划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共商大事”。他认为康有为“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办事多要弟子出面，他“断不能来”，有“梁氏或别位(来)已可”，把与维新派联络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逃至日本，孙中山、陈少白认为彼此均属说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准备亲往慰问，以增进友谊，联合救国，于是托宫崎、平山周向康示意。而康有为自称奉清帝密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借故不见。但作为康有为的代表，梁启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犬养毅的家中，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他们初次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各抒己见，竟谈了一个通宵。关于两派合作的事，他们详细讨论了合作细节，但梁启超只能说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后再作答复。
过了几天，陈少白因孙中山授命，邀日人平山周回访康有为。他们一进门就碰到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徐勤惟康是从，对革命派持不合作态度。他听了陈少白的来意后，竟然以“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予以回绝。就在陈少白和平山周准备回去时，梁启超从后面出来，看到这一情况，连忙过来相迎，并告诉陈所谓康有为头痛并无其事。梁将陈少白、平山周引进客厅后，便进里屋请康有为出来相见。
陈少白振振有词，痛陈清政府政治的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中国，请康先生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日，我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解救光绪皇帝，“其他非我所知”。少白与康反复驳论3个钟头，康有为仍坚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后来，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谈到革命与保皇两党关系时，对梁的态度作过客观的评论。他说“至于梁启超，理性比较的充分，况且他不在领袖的地位，对于合作，认为合宜，故此心内甚为活动，附和的虽是有几个人，无奈畏惧他们的康先生，不敢有十分鲜明的表示”。
1898年，孙中山和日本友人交换政治见解时，曾把梁启超看作同志。孙中山1899年3月2日和4月2日，在致宫崎寅藏的两封信中，透露出他对梁启超的信任。其一云，“兄果知此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也。”其二云：“弟病气已消，今日已出外游行，以吸清气而抒体魄。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云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信的内容来分析，这里的“其人”、“某君”当指梁启超无疑。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去加拿大后，梁启超不再受康有为的直接控制，获得了自主的空间，与孙中山的交往越加密切。据冯自由说，这年的夏秋二季，他们二人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之调，非常激烈”。后来梁启超的女儿梁令娴谈到他父亲与孙中山交往的情景时也说，1899年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她在隔室听到父亲与孙中山高声辩论革命问题，以为二人发生争吵，急忙过去探视，结果发现“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
在与孙中山来往过程中，他们就两派联合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拟推孙中山在两党合并后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为扫除两党合作的障碍，梁启超在日本不顾与康有为多年的师生之谊，联合韩文举等共13人，写信给康有为，要求他退休，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大和政，不能挽救危局。主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为尽速实现两党联合，梁还亲赴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的具体事宜，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在他的带动下，在日本的一大批康党成员也高谈革命，特别是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林圭、范源源、蔡锋、周宏业、蔡钟浩、田邦旋、李炳衰等时务学堂旧生，各以卢梭、福禄特尔、丹敦、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自许，与革命派常相往还，不分彼此。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与孙中山在策划长江流域各地起义这一重大事件上彼此联手。11月，唐才常、林圭等返国准备举事，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沈翔云、平山周等也应邀出席。双方把酒畅谈，举杯共祝。行前，孙中山将在汉口俄国某商行工作的买办、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林圭，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同时，孙中山又约梁启超合作创办刊物《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揭露列强侵略，以推动爱国爱民为宗旨。
就在两派行将达成联合的关键时刻，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却向康有为告密，称梁“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所谓行者，当时用谐声孙行者悟空之“孙”来指代孙中山。康有为收到徐勤的来信，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本，勒令梁启超赶住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不许片刻拖延。梁启超试图联合孙中山革命，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成立共和政体，但又没有勇气与康师决裂。师命难违，他虽牢骚满腹，也只好听命运主宰，立即将《清议报》交麦孟华主持。为了旅途安全，梁启超冒用日人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打扮成日本绅士模样，在伊藤博文的资助下匆匆出发。
梁启超去檀香山的目的，是康有为命他去创设保皇会分会，为武装勤王募集资金，他自己还要去美国考察共和政体。当时，孙中山也是同意并参与自立会及自立军武装勤王计划的。因此，梁启超的檀岛之行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情、谅解与支持。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在那里有一定影响。当梁启超去檀香山时，孙中山亲自写信介绍梁启超去见他哥哥及兴中会会员。
“香港丸”抵檀香山时，岛上正流行黑死疫病，埠中疫区禁止通行。梁启超登岸后，即在亚灵顿旅馆下榻。清政府旧金山领事听说梁启超来到，立即与当地政府联络，要求驱逐他，否则亦请监视，不许活动。1900年2月14日，清政府又悬赏10万银元，缉拿康、梁。梁启超在日本领班帮助下，得到当地政府保护，才享有自由行动权。
梁启超到檀香山后的第10天，即写信给孙中山，关于保皇会事，他说：“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解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信中最后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在上述信中，梁启超说明他到檀岛办理保皇会是被迫的。这从他当时给徐勤、康有为的信可以说明，他并未放弃革命共和的主张。1900年4月29日，他在给徐勤的信中说：“弟不以保皇会办理为然”，“颇腹诽之”。同一天，他又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力持中国革命之可行件及必要性，“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者也”，中国只有经过法国式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才能起其衰而达到自由民权之目的。
后来梁启超得知，此地华侨入三合会者十居六七，都听三合会指挥，兴中会员都参加了三合会。为了求得三合会致公堂的支持，梁启超申请加入三合会，并经过了严格的入会宣誓仪式，破格推为“军师”，绰号为“智多星”。自此以后，梁启超在三合会中建立了威信，不但原兴中会员大多加入中国维新会，即其他三合会员亦响应加入。于是，檀香山维新会组织起来，梁任南被举为总理。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檀香山8个属岛有8个支会，会员数百人，维新会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政治社团。
梁启超虽未放弃革命共和的主张，组织保皇会也的确有“从权办理”之苦衷，但在事实上是破坏了檀岛的兴中会组织，成为日后孙中山及革命共和派责舆他“名为革命、实力保皇”的重要原因。而且，梁启超在檀岛筹得勤王捐款八万多元。
梁启超未能摆脱师友的影响，更不可能舍己从人，完全站到孙中山的立场上去。次年三月，梁启超就自立军起义争写信给孙中山劝他赞同“勤王”的宗旨，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秋，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惊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时势一大变迁也。”他对孙的革命策略的批评显然是孙中山不能接受的。这样，两派合作也就遇到困难。而这时发生的所谓“宫崎谋刺南海”一案，也对两派联合的破裂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0年5月，日人宫崎寅藏陪孙中山赴香港，试图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独立。宫崎到广州后，住在李鸿章很信任的僚属刘学询家中，刺探情况。而刘与康、梁结怨甚深，专与维新派作对，曾自备斧资前往日本谋刺康梁，并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所以康梁则视刘为心腹之患。宫崎在刘学询家过夜的情况，当即被维新派这边的人获悉，报告了康有为。结果，当宫崎同友人清藤幸一郎为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而抵新加坡登岸时，康误以为宫崎是奉粤督之命前来谋刺的，事先向新加坡当局告发。宫崎一上码头，便被新加坡警察逮掳入狱。这件事给孙中山的刺激很大，从此他完全放弃了与康有为合作的努力。而那些热心两派联合的日本志士经此教训之后，也“称康有为为忘恩负义之无情汉，不复有主张孙、康二派联合之说”。
1903年9月，孙中山第二次到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到檀后，他发现当地华侨在梁启超的动员下，大多加入保皇会。为夺回革命派在檀岛的势力，孙中山在当地一家倾向革命的《隆兴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宣告他的政治立与梁启超势不两立，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边，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指责梁启超组织保皇会，“直禽兽不若也”。
孙中山不但决然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且不惜加以人身攻击。在孙中山看来，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坏，更可恶，是革命党人的头号敌人。他在写给黄宗仰的信中，气愤地骂梁启超为“梁贼”，说他在美洲自称保皇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表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
这样一来，两位都在谋求中国政治变革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能够走到一起。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