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被美化的行径
闲来无事，随手拿出一本《天聪九年档》（关嘉录等编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翻翻。天聪九年（1635年）是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的第九个年头，是他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的前一年，在清王朝的开国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拿《天聪九年档》和后来做为正史的《清太宗实录》对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清太宗实录》系根据《天聪档》所改写与简化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正式文本。
下面仅按时间顺序选择几条颇有意思的内容，举例如下：
《天聪九年档》记载，四月二十日，“歇息毕，携诸福晋往张古特地方围猎，驻跸于此地。围猎时汗之坐骑陷泥沼中，汗两度落马。”此段大意是说，皇太极副领大小老婆去打猎，结果自己所骑的马陷入泥泞中，并两度从马上滚下来，情况当然极为狼狈。对于这一损害皇太极“光辉形象”的事，《清太宗实录》并不记载。并不记载的原因，显系“为尊者讳”。
《天聪九年档》记载，七月二十日，“郭勒图色臣携察哈尔汗之大福晋娘娘太后至，汗屡遣人谕大贝勒（代善）曰：‘此福晋乃察从哈尔汗有名之大福晋，当娶之。’大贝勒对曰：‘此福晋虽为大福晋，然无财帛牲畜，我焉能养之？俟察哈尔汗另一大福晋苏泰太后至，我欲娶之。’汗曰：‘彼苏泰太后福晋，曾经诸贝勒议定具奏，以济尔喻朗阿哥至爱福晋亡故，拟将其赐给济尔哈朗阿哥。吾亦称善，已谕允之。先已应允赐弟，后再改言赐兄，若此则不公也。吾言既出，岂有食言之理？’数次遣人谕令娶该福晋，大贝勒终不纳之。阿巴泰台吉、和硕德格类贝勒、阿济格台吉、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闻之，奏曰：‘以此福晋无财帛牲畜，大贝勒不愿娶之，然汗仍婉言劝其纳娶。我等倘先闻此情，定出而止之。此福晋乃察哈尔汗正统大福晋也，汗纳之为宜，不可赐给他人。’汗曰：‘吾已纳有一福晋，今复纳之，则于义不符。’诸贝勒曰：‘此非贪欲强娶者也，乃天之特赐，汗不可不纳之。’虽再三奏请，汗执意不允。”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有前来投降的郭勒图色部，将原来大汗的大老婆“献上”，皇太极本想将其赐给大贝勒代善，但代善嫌她没有嫁妆，坚持不答应，并看上了有钱有财的二老婆。但皇太极因已经将这二老婆赐给别人，所以没有办法答应。皇太极手下的人看不过眼，于是劝皇太极自娶此大老婆，但皇太极不答应，认为自己已经从中娶过一人，再娶则“于义不符”。
对这一段故事，《清太宗实录》的记载十分简略：“戊辰，先是郭尔图塞真送察哈尔汗之大福晋囊囊太后至，贝勒阿巴泰、和硕贝勒德格类、贝勒阿济格、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等请于上曰：‘此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既归我朝，必应使之得所，皇上宜纳之。’上曰：‘朕先已纳有一福金，今又纳之，于理不宜。’诸贝勒曰：‘此非有所欲而强娶者也，乃天所赐，皇上不可不纳。’再三奏请，汗坚执不从。”
也就是说，《清太宗实录》将大贝勒代善因财产而拒不迎娶的史实删掉，并直接从皇太极手下大臣劝其纳娶入手，来简单化处理这一过程，结果皇太极以“于理不宜”为辞，加以拒绝。如此一来，大贝勒代善的贪婪和骄横、皇太极属臣对大贝勒代善的不满，都烟消云散，不见踪迹。皇太极的“于义不符”也变成了“于理不宜”，文雅得多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为尊者讳”。
还有一段，直接牵涉到皇太极的头上。十月，皇太极发兵征瓦尔喀部，《天档》记载，初六日，“汗复谕承政车尔格、伊孙曰：‘此等出师诸臣，征途遥远，恐其行军之中难耐，准其于所俘妇女中各取一人，然不得择貌美者淫之。’二承政奉汗谕旨复谓诸臣曰：‘尔等倘不体察汗之爱意，不自取丑陋之妇，不以貌美之人献上，竟将俏丽者私留，我等必于尔等返回后仔细查看。如系该当自取者，则作罢；如献上者丑陋，自取者貌美，则必治尔等之罪。’”
大意是说，皇太极在手下人出征之时，命官员宣读自己的谕旨：由于担心军队将领长期在外出征，难耐寂寞，会产生身理与心理方面的问题，故而规定他们可以从被俘虏的妇女中挑选女子奸淫，但一定要记住把最漂亮的留下来，以便孝敬皇上，否则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严惩。
对此，《清太宗实录》则记作：“上复谓兵部承政车尔格、伊孙曰：‘此番出师，诸将离家远征，许于俘获妇女内各量取一口，不得概行淫乱。”如此一来，《天聪档》中二承政奉皇太极谕旨复谓诸将一大段，《实录》概予删略，将皇太极及其属下烧杀奸淫的丑恶嘴脸，摇身一变，而成为“正义之师”了。
还有一点闲话。其实，孔夫子所极力赞扬的“春秋笔法”，即赵盾弑其君与崔杼弑其君，都是很值得玩味的。先说赵盾弑其君。晋灵公以襁褓之身继承了霸主文公的君位，国事由重臣赵盾代理。灵公无道，赵盾外逃（未出国境），后赵盾侄儿赵穿在桃园弑杀灵公。后晋国史官董狐记载下：“秋九月乙亥，赵盾弑其君于桃圆”。赵盾质问：弑君者赵穿，我当时又不在桃园事发现场，为何说是我干的？史官董狐说：你未出国境，没有承担起大臣应负的责任。赵盾无奈，只好认可董狐的行为。
崔杼弑其君。春秋的姜氏齐国在庄公时期，国政开始由权臣崔杼，庆封把持。庄公与崔杼夫人棠姜通奸，在崔府“抱柱而歌”，崔杼借此在府中弑杀庄公。齐晋国史官太史伯记载下：“崔杼弑其君”。太史伯为崔杼所杀，他的两个弟弟也和哥哥一样做如此记录，最后崔杼无奈，只好任“崔杼弑其君”永载史册。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以上被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春秋笔法”，其实记载得都并不客观。在第一条案例中，杀人者显然并非赵盾，而且如果赵盾的腿走得稍微快一点，离开了晋国的国境，也就没事了，这岂不是把真相当儿戏吗？在第二条案例中，明明是齐庄公给崔杼戴了绿帽子，且大摇大摆地在崔府大搞特搞，崔杼气不过，才杀掉庄公，结果史官却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而直接冠以“乱臣贼子”的名号，把背后的事实一笔抹消。
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什么天理！即便是有天理，也不过是强权者的天理罢了！
由此可见，春秋笔法其实也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只要是掌权者，只要是尊者，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恶不作，而不必有任何顾忌，因为肯定会有那些以道德文章为担当的“史官”为之做讳。既然身后之事，都已经有奴才为你想好了，你还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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