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最初主张杀蒋，斯大林却强烈反对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一传出，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报刊一片哗然，焦点是怎样对待蒋介石——是杀是放，成为“战”与“和”的关键。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
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
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
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认为，要稳定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它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
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朱德发言较短，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他提出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
后来，他撰写回忆录，写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于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闻天对于杀不杀蒋没有吭声。他在最后发言中，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更不主张“审蒋”、“除蒋”，反而强调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他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应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最后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
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便从保安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先后发出三次电报。前两封电报转述了张学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一封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并说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将前往，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发生，始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他们收到中共中央的数次电报后，对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断置之不理，反而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
有学者指出，这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有关。1936年前后，苏联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
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
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认为张、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
社论指出：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共产国际回电，只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四个条件，而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杀蒋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确提出“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毛泽东只得在（12月17日）给张的回电中安慰说：“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让张学良相信苏联报刊所发文章只是外交辞令。这里，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收到电报或从国内外报刊上晓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即远方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并译出。真相如何，有待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或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12月17日，周恩来抵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 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 则蒋安全无望。”
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对蒋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20日，中共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的明确指示后，公开的态度从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释放蒋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张，不过还是特意删去了“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来源：杨奎松先生《西安事变新探》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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